【文/张晖明】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从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的视角，考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领导人在领导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征程中，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以“问题导向”的研究风格，始终能够抓住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找准应对举措，科学揭示中国社会发展演进规律，制订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工作方针，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成功。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

因此可以说，以问题为导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展开研究工作，就是要重视加强对于实践所面临问题（难点、盲点和痛点）的研究，解剖问题产生的原因、找准解决问题的理论突破和解决方案。

正是这样的工作方式使我们党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的活力和制定科学的工作路线的领导力。在强调问题导向的研究风格对于理论研究的特别重要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联系当下我们正在开展的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如何更好地坚持以“问题导向”，而不是从现成的概念出发，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分析已经得出的结论，套用于解释今天正在展开的经济建设工作。我把这样的研究方式称之为“概念导向”。

因此，可以说，今天在我们经济理论研究工作中，存在着“问题导向”和“概念导向”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式。

正是这样不同的研究风格或者说工作方式，对于我们已经走过的和正在开展的实践进程的认识评价、所得到的见解和对于未来走向的分析结论判断必然会形成分歧和差异、产生不同的影响。对此加以讨论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问题导向”的理论特质赋能实践成功前行

先说第一个问题：“问题导向”的理论特质赋能实践成功前行。回顾我们党的100年的实践，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在理论指导能力上坚持以问题导向，由此促成对中国命运之根本和革命的主要对象的准确认识，使得我们党一路前行，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

以问题为导向所体现的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总是以问题为导向给自身提出不断创新的要求，开展对发展变化的人类社会演进所蕴含的规律的科学揭示，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解释能力和对于发展的预见和驾驭能力。

以问题为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特质。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兴趣和终身为之投入的经济理论研究事业来加以佐证，加深理解“问题导向”对于理论工作者取得研究成就（绩）的重要性。

大家知道，马克思本来所选择的学术研究的兴趣是哲学，在取得博士学位后在莱茵报当编辑，后来也主持莱茵报的编辑出版工作。在两年多的报社工作期间，因为恩格斯已经是莱茵报的专栏作家，给该报撰写递送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文章，差不多在此期间马克思也碰到“林木盗窃案”的争议并为此写了评论。

马克思在莱茵报当编辑。资料图

这几个事件形成比较强烈的对马克思的思想性冲击，也刺激促动了它的研究兴趣从哲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并与恩格斯结下“知己”之谊。

此后不久的1844年，马克思就写了“经济哲学手稿”这篇经典文献，开启了他对经济问题研究的转向。《手稿》也被称之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建构的“起点”。

可见，“问题导向”对马克思转向研究经济理论的吸引力，在他后来以自己毕生精力所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始终秉持这样的研究风格，塑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

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将其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用于解剖认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样的理论研究风格和理论特质同样也赋予了中国共产党的“与时俱进”的活力、生命力和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力。

回溯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建党初期的党内领导集体中的多位成员，对于中国革命如何推进有着不同的见解和议论。

只有毛泽东同志始终秉持以问题导向的研究风格，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有深刻的了解和分析解剖，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及时准确回答了实践进程所碰到的问题，找到克服困难的路径。可以说，毛泽东是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传。

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同志的多部作品来加以印证。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这篇文章，很明了地看到以“问题导向”的研究风格特征。正是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构成和特点的深刻剖析，形成对中国革命对象动力性质前途的系统见解。

此后，1927年3月，毛泽东花了30多天的时间去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对组织农民的重要性，明确了中国革命如何选择走向成功的道路。这两篇文章显示出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研究对于形成科学正确的思想理论所具有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后来的中国革命进程中，毛泽东同志一直坚守着这样的研究风格。针对党内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实际上就是从概念出发做研究发议论）的倾向，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明确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经典论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这样的科学认识在《实践论》（1937年7月）和《矛盾论》（1937年8月）“两论”中更是得到了深入系统地阐述，对党内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予以彻底揭露和批判。

到了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章，这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后撰写的重要理论著作之一，文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差不多同时间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一起，系统阐明了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路线和相应的一整套具体政策。

正是基于重视调查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得出了中国究竟向何处去的科学结论。到1945年4、5月召开的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的开幕词、工作报告和闭幕词，都着重围绕着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如何在中国推进革命，如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如何夺取全国胜利等等。

到了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所做的《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

预见到革命胜利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说，“我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

罗列以上几个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文献，充分说明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始终坚持以问题导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中不断取得理论的创新成果，带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

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毛泽东最具代表性著作就是《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2月）。这两篇著作对于如何组织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更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

我们从以上叙述可以加深理解，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以“问题导向”对于理论创新能力和活力来源的特别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