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秩序：美洲的新空间政治

平衡学会: 既然美国表现出从经略全球转向重点关注西半球的态势，那么，在西半球这个传统的“门罗主义”空间范围，如今的美国希望塑造什么样的周边秩序？

章永乐：如前所述，“美国优先”就是以地理上的美国本土为核心，而不是以维护覆盖全球的霸权网络为核心。一旦有了地理上的美国本土这个锚点，就会有一个亲疏远近的关系。那么，在这样一个视野之中，西半球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因为它就是美国的周边，美国的安全、非法移民等问题，都需要从周边入手来解决。

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特朗普政府出台系统性的美洲政策文件，但从这半年来针对这一区域的政策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传统的区分在发挥作用。比如说，特朗普提出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但他对墨西哥却没这个想法，反而是对从墨西哥那边过来的拉美移民严防死守。

这其实可以回溯到对“盎格鲁-撒克逊美洲”与“拉丁美洲”的经典区分。这个区分在19世纪就出现了。曾流亡法国的智利青年朗西斯科·毕尔巴鄂（Francisco Bilbao）于1856年提出“拉丁的美洲、萨克逊的美洲以及印第安的美洲”（la América latina, sajona e indígena）三分法。毕尔巴鄂提的这个区分，其实是想联合拉丁的美洲与印第安的美洲一起反抗美国所领导的“萨克逊的美洲”。

19世纪的法国一度深度介入美洲事务，于是将流行的“西属美洲”概念改造成“拉丁美洲”，以体现法国的存在。19世纪美国接受了“拉丁美洲”这一名称，当时的美国人注视南方的视角往往带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1870年，美国总统格兰特曾经力主美国吞并多米尼加共和国，但美国国会不愿意批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当时美国白人的种族主义眼光来看，有色人种居多的多米尼加人“不配”获得美国的公民权。

在二战期间，美国国内对于盎格鲁-撒克逊美洲与拉丁美洲的划分有一波讨论，典型的文本就是1942年荷兰裔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出版的《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在当时二战背景之下，斯皮克曼将拉丁美洲看作拖盎格鲁-萨克逊美洲后腿的存在，在受到旧大陆列强攻击的时候，美国不能指望获得拉丁美洲的支持。

所以斯皮克曼说，美国最好是越出西半球，介入欧亚大陆事务，建立全球的势力均衡。我们同样可以在亨廷顿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里看到对于拉丁美洲的蔑视和提防。亨廷顿认为美国的底色还是新教白人移民的国家，大批信天主教的拉丁美洲人涌入美国，会给美国造成严重的身份认同问题。特朗普在表达种族主义偏见的时候口无遮拦，比如曾将海地、萨尔瓦多等国称为“屎坑国家”（shithole countries）。他会羞辱加拿大政客，但对加拿大老百姓，就不会有这样的蔑视态度，毕竟他认为加拿大人够得上做美国人的资格。

当然，特朗普还有一个吞并格陵兰岛的主张。格陵兰岛既不属于盎格鲁-萨克逊美洲，也不属于拉丁美洲，而是一个极地边缘区，它的居民主体是因纽特人与北欧移民的混血后裔，黄种人特征比较明显，但整个岛上的居民人口不到六万人。

1951年，美国就与丹麦签订防务协定，在格陵兰岛上建立了图勒空军基地（Thule Air Base），这是美国在北极圈内唯一的军事基地，也是美军全球战略部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前哨。就美军对格陵兰岛的军事控制而言，本身就不存在实质障碍。而特朗普试图更近一步，将格陵兰岛纳入美国版图。将格陵兰防务划归美军北方司令部，与归美军欧洲司令部管辖的丹麦本土相区分，这是一个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决策。

相比起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格陵兰岛首府努克更靠近美国纽约。

如果美国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岛，其总面积将达到惊人的2198.5万平方公里，远远超过俄罗斯（约1709.82万平方公里平方公里），将成为全球面积最大国家，而且还将拥有丰富矿产，控制重要的北极通道，跨越更广的气候带（从热带夏威夷到极地格陵兰），控制北美大陆，获得空前强大的地缘战略地位。如此巨大的战略利益，使得特朗普可以完全不在乎格陵兰岛居民的人种或文化。

当然，在21世纪，要实现领土吞并的野心并不容易，毕竟我们今天并不是生活在19世纪旧殖民主义时代，而是在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体系之下，这一体系对于领土的变更有诸多国际法规范的约束。加拿大和格陵兰都有自己的民选政府。公然无视其他国家的民选政府，在国际舆论中并不占优势。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的任期时间有限，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他的“地图开疆”，如果能够在国际谈判中起到施压作用，同时又能够让自己的支持者产生“赢感”，就已经实现了重要的价值，至于终极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完全可以弹性处理。我们大致可以说，这本来就是特朗普“赢学”实践的一部分。  

平衡学会: 正如您所言，通过领土吞并来攫取利益在当今世界有很多牵制因素，但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会给拉美国家带来现实压力。能具体分析一下拉美国家在“懂罗主义”之下的处境吗？

章永乐：特朗普政府对拉美国家产生的政治与经济压力，是多方面的。

第一，地缘政治层面，安全感的下降与“门罗主义”的思维惯性促使美国将域外国家与拉美日渐紧密的经济联系视作一种政治威胁。美国或将进一步强迫许多拉美国家“站队”，减少其与中国、俄罗斯的贸易、投资与技术合作，限制拉美国家在外交和发展上的空间。我们之前已经看到美国重新控制巴拿马运河的努力，在美国压力之下，巴拿马退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最近又有美国智库针对中国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37个港口项目开展所谓“风险”评估，其代表的风向值得我们关注。

第二，地缘经济上，美国不会放弃对拉美丰富的农业、矿产、石油资源，以及深度嵌入美国经济体系的拉美制造业产业链的控制，并将以各种手段加强拉美国家对美国的经济依附性，如以《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希望利用《美墨加协定》中的六年审查条款，提前在2025年下半年启动重新协商，以不对等条款锁定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经济发展方向；利用关税、出口限制、金融制裁打压“不听话”的国家。特朗普政府在援助问题上，越来越强调拉美国家拿多少钱，就要给美国办多少事。

第三，在安全与移民领域，将美国自身的移民、毒品、犯罪问题归咎于拉美国家治理无能，推动南方边境的军事化，向墨西哥、中美洲国家施压要求加强边境管理，否则取消援助或征收惩罚性关税。迫使拉美国家处理大量被遣返人员，将治安与就业压力转移拉美。

第四，在身份认同与文化话语层面，不断将拉美移民污名化、妖魔化，将他们与毒品走私、黑帮、暴力犯罪等问题挂钩，强调“边境墙”必要性，将其象征化为“对抗混乱与犯罪”的标志，将拉美视作不稳定的源泉和安全威胁。

第五，美国对区域内国家的控制、隔离与干预程度可能上升，特朗普甚至可能在拉美扮演“政治教皇”（特朗普确实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穿着教皇服饰的图片）的角色，判定谁是拉美的合法政府，加剧对拉美“左翼政权”或反美政权的制裁和打压，特别是对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的政策。特朗普第一任期已经尝试在委内瑞拉推动政权更迭，但并未取得预期成功。最近，特朗普又干涉巴西内政，要求卢拉的左翼政府停止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调查。

第六，破坏拉美与加勒比地区的自主的区域一体化，操纵美洲国家组织（OAS）与利马集团（The Lima Group），扶植亲美的右翼政权，冷落和打压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南美国家联盟（UNASUR）等区域自主国际组织。

当然，特朗普的周边政策已经初步迎来反弹。在特朗普对加拿大屡屡放出胁迫之辞后，在2025年4月加拿大大选中，民众反对特朗普的情绪成为影响选举走向的重大因素。支持率萎靡的自由党凭借捍卫加拿大主权的立场，最终胜过了本来民调领先的保守党。

与此同时，特朗普过多依赖单边主义的强制手段来对拉美国家施加压力，在拉美区域引发更多的不满。拉美国家很少能像古巴、委内瑞拉那样能与美国进行公开的地缘战略对抗，但可以加强与其他拉美国家的区域团结，并发展与美国之外的其他大国的关系，采取“多边/多极”的外交路线，将政治风险分散化；其次，可以在经济领域，借助南南合作，减少对于美国的依附，获得更大的选择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