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推广“华盛顿共识”，诱导其他国家按照美国主张的标准建立金融体系并推进金融自由化。

按照美国主张的标准建立金融体系有助于财富集中，金融自由化则有助于美国对集中起来的财富进行周期性收割。而这些国家的政府不自觉地扮演了负责维护社会稳定，为美国的财富收割所造成的社会动荡“背锅”的角色。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量化宽松”造成全球粮食价格大幅波动，中东因缺少粮食引发了大规模的政治动荡，由此产生的大规模难民又引发了欧洲难民危机和政治动荡。但很少有人去追问，美国的金融政策应该对此负有何种责任。

五是在“驯服”外国政权方面，除了强大的军事威慑，美国大量的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媒体和社交平台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它们平时传播美国的所谓“价值观”，压制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国家、组织、个人和不同的价值体系，在形势需要时则进行舆论造势，组织社会运动，影响相关国家的选举，抹黑反美的领导人与候选人，支持亲美的政党和政客。虽然美国的全球财富收割机制是造成其他国家经济社会动荡的深层原因，但这些势力仍能经常动员起当地民众将矛头指向自己的政府，将民众的愤怒归咎于当地政府失政，并在其间扮演高高在上的民主“教师爷”、发展“教师爷”及争端“仲裁者”的角色。

这种新殖民主义支配模式的本质是，表面上尊重各国的主权，运用形式上平等的条约，将实质上高度不平等的利益分配格局固定了下来。为此，美国会经常动员地方势力、反对党或所谓“公民社会”来对抗相关国家的中央政府；用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来限制相关国家中央政府的决策；以保护贸易与金融自由化及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削弱相关国家中央政府对资本、货物、人员、信息跨境流动的控制。如果相关国家进行反制，美国会运用国内法进行制裁，并利用司法的“长臂管辖”胁迫其他国家的政府与企业予以配合。

新旧殖民主义的“私掠”基因与“权力网络”

美国联邦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对民用船舶颁发捕押敌船及采取报复行动的特许证，制定在陆地和海面掳获战利品的规则”。这条规定正是英国的“私掠”传统所打下的深刻烙印。1243年，英王亨利三世颁发了世界上第一张“私掠许可证”，允许配备武装的民船合法地掠夺敌对国家官民船舶上的财富。16世纪，为了与西班牙争霸，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给海盗船船长们大规模颁发“私掠许可证”，允许其在大西洋上攻击西班牙商船，俘获所得与王室分成。在这个传统中，就包含着新旧殖民主义的基因。

私掠船代表着这样一种权力形态——它不是金字塔式的，而是网状的。一艘艘私掠船正是权力网络上的点，它们以民间力量的面貌出现，因而不会像正式的海军那样引起其他力量的警觉；但统治者可以利用私掠者的贪婪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扩展可支配的空间。

殖民公司和千千万万的殖民者扮演了和私掠船一样的角色，既是私人主体，也是殖民帝国的载体。它们借助私人主体的外表，可以很容易地深入其他主权者主张的空间之中。只要殖民帝国始终保护它们的利益，它们就可以在其“权力网络”中扮演攫取与扩张的角色。这张“权力网络”输出的行动，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体现为旧殖民主义，在资本输出阶段则发展为新殖民主义。

美国今日的全球新殖民体系，集中体现了“网状权力”的性质。比如，大量跨国公司与非政府组织，平时以私人主体和公益组织的面目出现，能够很容易地进入其他主权国家的管辖空间，在帝国的“权力网络”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尤其是一些高科技跨国公司，从其他国家大肆收割其国民的数据，这些数据既服务于公司自身的利润，也能被用来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平时它们可以宣扬“贸易无国界”“艺术无国界”“科学无国界”“新闻无国界”，但一到关键时刻，就可以成为美国对特定国家、组织和个人进行全面制裁的工具。

美国的“国”究竟在哪里？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回答：美国的“国”不仅仅在其版图之内，更在一张覆盖全球的新殖民主义“权力网络”之中。这张“权力网络”利用资本对利润的渴望来扩张和维持自身的运作；这张“权力网络”为美国的战争机器提供了基础性支持；这张“权力网络”也是美国意识形态输出的载体。对于全世界人民而言，深刻认识这张“权力网络”，看清它的压迫性，才能为消除它的压迫性做好认识上的准备。

北约轰炸南联盟23周年，塞尔维亚多地举行纪念活动。

【本文刊于《瞭望》2022年第13期，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