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国文化-政治精英也并没有因为德国在一战中落败而放弃对其学习借鉴，1919年魏玛宪法诞生不久，就被翻译成中文，并直接影响了中国立法者的制宪讨论。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中国很容易找到自身与德国历史境遇的相似性。后发展国家的特点是，其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发达国家的沉重压力，即便用尽全力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之后，还面临着“挨骂”问题。德国的赶超战略曾给予近代中国以一定启发，而德国知识分子对于先发展的西欧各国的批判，对于自身发展道路的解释与反思，其思想的启发力量，至今还没有被穷尽。

然而，近年来，大量的“中国威胁论”话语试图将中国代入20世纪初挑战英国霸权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位置，以英德之争来类比美中之争，生造出一个政治上自由民主、经济上国家尊重市场自主性、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模式与一个威权主义、重商主义、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模式之间的对立，这却是值得深入辨析的。这一类比暗示中国是一个咄咄逼人的挑战者，本身就基于对事实的高度扭曲。

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放弃了俾斯麦在欧洲大陆通过结盟保持“均势”的路线，谋求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对英国的“均势”，积极推动全球殖民活动，体现出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进攻态势。但中国恰恰是在后冷战的国际体系下获得了人类历史上少见的持续高速增长，正因如此，中国没有谋求剧烈改变当下的国际体系的动机，中国的国际体系改革主张是温和与渐进的，重点在于倡导多边主义，虽然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有所批评，但从未像当年的德国威廉二世那样，要在全球范围内谋求相对于霸权国家的均势。

国际上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突然提出大幅度修改国际规则的国家并不是中国，而是美国。2018年1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网站发布报告称当初美国支持中国加入WTO是一个错误。然而，中国一直是努力适应美国主导制定的贸易规则，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年刚加入WTO之初的1.34万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12.24万亿美元。这是人类历史上极其少有的经济增速。同期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从10.62万亿美元增加到19.39万亿美元，然而与中国相比，许多美国“鹰派”人士感觉便宜都被中国占了，自己国家吃了亏。而中国并没有按照他们所设想的那样，在搞市场经济之后在政治社会制度上也向西方靠拢，中国经济的增长反而巩固了执政党的地位。而这就让美国长期宣称的社会普遍发展规律在地理空间上面临着一个很大的缺口，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于是，即便中国一再声明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框架，但美国“鹰派”仍然认定，中国是居心叵测的国际秩序修正者（revisionist）。对付这样的修正者，只能是“先发制人”，修改国际游戏规则。

美国着手修改国际游戏规则，首当其冲的就是其在冷战后一手打造的自由贸易体系。特朗普总统打出了“美国第一”旗号，抛弃“自由贸易”旗帜，代之以“公平贸易”口号，不仅对中国，也对自己的一系列西方盟友发动了贸易战，以减少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并阻碍中国的产业升级。美国自己抛弃“自由贸易”旗帜，但也不允许中国举这面旗帜，反复指责中国不是合格的市场经济体，违反国际贸易规则，干预市场自主性，猛攻所谓的“知识产权盗窃”和“巨额国家补贴”等问题。这些指责事实依据十分薄弱，但欧盟与日本政客的摇摆与对美国话语的附和，也使得中国坚持的“自由贸易”口号的效果呈现出巨大的不确定性。

美国“先发制人”修改国际规则的根本原因，仍在于自身失去优势地位的恐惧。一个人口总和相当于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的经济体的崛起，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之事。哪怕中国完全保持沉默，其不断增长的经济体量和不断升级的产业，就已经形同“原罪”。正是这种恐惧在主导着种种话语的生产，从对中国市场经济的抹黑，到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攻击。将中国摆到当年德国的位置上，就是这种恐惧的产物。我们不能低估霸权力量的恐惧所带来的话语生产能力。正如20世纪初的英德冲突所表明的那样，即便英德两国同属于西方文明，即便两国政治制度只不过是君主立宪制的两种不同模式，也毫不影响英国舆论将德国政治体制贬斥为“野蛮”。作为非西方国家的中国，只能时刻准备迎接更大的话语风暴。

六 余论

“根治”霸权力量的恐惧几乎是不可能之事——因为这意味着自我抑制乃至放弃本国的发展。然而，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致力于消除第三方力量的疑虑。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在根本利益上一致，但同时受到西方话语较大的影响，消除他们被植入的“英德之争”的印象，颇为重要。需要反复辨析清楚的是，英德冲突发生在一个帝国主义时代，近代西方列强的发展乃是以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的依附地位为代价的，19世纪德国的崛起并不改变这个基本游戏规则，英德冲突，终究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

相比之下，中国的崛起，是一个相当于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的非西方人口大国，在一个仍然充满剥削与压迫的国际秩序中，通过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而崛起，它客观上冲击了国际秩序中仍然盛行的种种“不劳而获”的逻辑，因而也会引起既得利益者的阻挡，但这从本质上不同于一百多年前的英德冲突。

一百年前的德国最终因为“失道寡助”而落败，而今日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如能“不忘初心”，坚持与渴望平等发展的大多数国家与民族站在一起，就会始终走在“得道多助”的道路上。即便有种种艰难险阻，中国的道路终将越来越宽广。

注释：

[1] Graham Allison，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  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7，pp.55-88

[2] 〔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 《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5页。

[4] 康有为：《德国游记》，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七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2页。

[5] 同前注，第442页。

[6] 康有为：《德国游记》，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七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1-442页。

[7] J. Leonhard, "Construction and Perception of National Images: Germany and Britain,1870-1914," The Linacre Journal 4 (2000): 52.

[8] 〔英〕白哲特：《英国宪制》，李国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9] Hugh A. MacDougall, Racial Myth in English History: Trojans, Teutons, and Anglo-Saxons, Montreal: Harvest House, 1982.

[10] 一个典型的表述，可参见F. W. Maitland, "The Making of the German Civil Code,” H. A. L. Fisher Eds.,The Collected Papers of 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 vol.i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1, p.475

[11] J. Morley, "France and Germany," The Fortnightly Review 8 (1870) :370.

[12] 大众文化层面的德国形象塑造，see Richard Scully, "The Other Kaiser: Wilhelm I and British Cartoonists, 1861–1914," Victorian Periodicals Review, Vol. 44, No. 1 (SPRING 2011), pp. 69-98。

[13] 71“Germans and Their Kaiser,” Contemporary Review 71 (June 1897): 805.

[14] Hegel, "The English Reform Bill," in ‎Thomas Malcolm Knox & ‎Z. A. Pelczynski trans., Hegel's Political Writing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300

[15] J. Leonhard, "Construction and Perception of National Images: Germany and Britain,1870-1914," The Linacre Journal 4 (2000): 57-58.

[16] 宣言书全文参见：http://germanhistorydocs.ghi-dc.org/pdf/deu/817_Bernhard_vom_Brocke_156.pdf，2018年6月25日最后访问。

[17] 宣言书全文参见：http://histmath-heidelberg.de/zitat/erkl1914.htm，2018年6月25日最后访问。

[18]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决定时刻：德国与世界历史的演变》，郭子林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176-263页。

[19] 康有为：《示留东诸子》，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八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3页；康有为：《大同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七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经略网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