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硬道理：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已从生存权的斗争转入发展权的斗争

有人会说，这是由于西方恐惧苏联的军事威胁，只要主动放弃或降低这种“威胁”，就可以缓和与西方你死我活的矛盾。事实不是这样。1991年撒切尔在美国休斯敦明确表示，苏联对西方真正构成威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她说：“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经济，加上与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22]

这就是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它与西方的矛盾从生存权领域进入发展权领域，这种矛盾最终归结表现为资本主义制度与具有更高发展潜力的社会主义制度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和斗争。

邓小平同志从发展的高度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23]

对最强有力的政治对手刺刀见红，是政治斗争进入决定性的重大时刻的常用手段

当时苏联与西方的斗争是极其残酷的：当斗争进入最关键的时刻便是短兵相接，西方出手的目标便直逼苏联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最高领导人的生命健康。对此，经历过无数次生死考验并具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斯大林同志在生命接近终点的前几个月（1952年9月19日）在会谈中语重心长地对周恩来说：“要牢记英美将力图把自己人，把特务打入中国国家机构里去。美国也好，法国也好，同样都要这么做。他们将搞破坏活动，企图从内部瓦解，甚至干出下毒这类罪恶勾当。因此，必须保持警惕，对此一定要在意。这就是全部指示。”[24]

这是斯大林与周总理最后一次会谈中的最后叮嘱，更是斯大林同志一生全部对敌斗争经验的精华的高度概括。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反颠覆经验十分重视，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讨论时局的一次会议上说：“《东周列国志》中就是外国干涉内政相当多，多得很。我专看这一条，专找外国怎么样干涉内政。”[25]毛泽东从其斗争经验特别是1927年“四·一二”血写的斗争经验中知道，刺刀见红，尤其是对最强有力的政治对手刺刀见红，是政治斗争进入决定性重大时刻的必然选择。1936年8月9日，西安事变前夕，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等致信张学良：“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目前此点关系全局，卫队的成分应加考查，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26]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现在苏联已成往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目前中国崛起之势已不可阻挡；与此相应，西方对中国的包围也日益收紧，打击的目标也日益集中。这是不同制度所导致的不同发展结果的矛盾。中国和平发展所赢得的日益增大的市场份额已让西方感到“威胁”因而不能容忍，从1989年迄今，西方通过文化、经济渗透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在一轮轮较量后受到重挫。目前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已日薄西山，回天乏术。中国与美国之间和平发展的时间和机遇空间日益缩小，可持续优势日益向中国倾斜：中国方面是锦绣长图如红日初展，而西方尤其美国方面则是图穷匕现。在这样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且有利于中国的历史条件下，重拾打击苏联的模式[27]，是西方英美敌对势力必然要发起的和中国政治保卫工作不可回避的最重要的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西方日益感到恐惧。也正因此，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28]其间的斗争必然是你死我活，挑战必然是严峻而不能回避。

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并坚决赢得这场这场挑战，不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就会“行百里者半九十”，象苏联那样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的明争暗战中功败垂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