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页。

[2]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3] 马社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4]1933年底，李德（奥托·布劳恩）来到江西瑞金，分工“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李德在回忆录中说：“刘伯承拟订了三种类型正规军建设方案，我作了鉴定后，方案就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在建制方面，方案基本与苏联红军建制相吻合，但是在人员方面，也就是说在人员的数目、尤其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当然比苏联红军落后多了。”［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5页。

[5]1934年4月，李德发表《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系统地提出他将在苏区推行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认为：“在敌人主攻方向应建立防御体系，以此来直接保卫苏区。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以最少的人力和武器（包括弹药）牵制住敌人最大的兵力。应在重要的战略地点建立分散的堡垒或牢固的阵地（堡垒群），来抵抗敌机的轰炸和炮兵的射击。在山区只应进行灵活的防御战。无论情况如何，我们必须经常记住我军的特点，尤其是红军善于英勇作战的能力。每次防御时，应组织积极防御，堡垒地带应配置一定人力和炮火。”［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页。

[6]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1卷，第230页。

[7]1937年11月14日王明从莫斯科动身回国，同行的有康生。此前三天即11月11日斯大林召见王明。斯大林办公室当天来客登记簿记录有：1.德米特罗夫（季米特洛夫）同志，16点10分进入，18点05分离开；2.王明同志，16点10分进入，16点50分离开；3.王明同志，17点15分进入，18点00分离开；4.康生同志，17点15分进入，18点00分离开；5.沙平（王稼祥）同志，17点15分进入，18点00分离开。我们看到，1937年11月11日16点10分至16点50分，季米特洛夫将王明带进斯大林办公室后并接受斯大林近40分钟的特别召见，斯大林对王明回中国后的工作的作了专门指示。17点15分至18点，王明同康生、王稼祥进再次入斯大林办公室，受斯大林召见。这说明，尽管知道他有不成熟的问题，比如对“西安事变”中王明“想发电报让他们枪毙蒋介石”的方法极不满意，但总的说来，斯大林还是将王明当作未来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来培养的。详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4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455页；［保］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8]1921年年底至1922年年初，张国焘代表中国共产党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接见。关于这段接见的详细描述，可参阅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186页。

[9]“在中国共产党中委中，我是惟一见过列宁的人。我就觉得他是俄国革命的象征，是一位纯正的教主。”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

[11] 高东璐：《红军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见《求是》2016年第15期。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331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1页。

[1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82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页。

[16]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149页。

[17]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18]  1965年5月26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晚上与汪东兴说起这段往事：“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长征中正确的路线应该是先向陕北，再向华北、东北。人少不怕，比如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八千人，坚持正确的路线，保留了革命的种子，后来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队伍又壮大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 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6页。

[19]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73页。

[20] 周恩来：《学习毛泽东》（1949年5月7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7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1页。

[22] 孙朦编著：《微思想：世界名著经典名言名段必读》，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页；参阅同书第332页。

[24] 1934年下半年“中央委员会上海局连同电台都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了。这样，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联系完全中断了。由此而来的中央同外界的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影响之深一直持续到1936年，即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准备和召开的时期。”［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97～98页。

[25] 毛泽东：《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1963年9月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页。

[26]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