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婕： 您刚才提到的这一点，其实也是我们节目中一直强调的——未雨绸缪的思想、底线思维，以及战略上的远见。今年其实是一个帮助大家更好理解中国这种战略思维的年份。比如年初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引发了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能源市场也随之受到影响。但由于我们长期以来进行了一系列战略布局，所以面对这样的风险，中国受到的冲击相对有限。

前段时间我也看到一些西方评论认为，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只有中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中没有出现明显的石油能源方面的波动。

范勇鹏：而且还有一些外媒，实事求是地表扬中国，说中国没有去抢石油，大大压低了全球的通胀。

何婕：就是因为中国的稳定，全球的整个能源的价格，没有出现大家想象当中那么剧烈的波动。

张维为： 你看包括这次大热天造成的空调危机等等，欧洲老百姓都在骂，骂欧盟，真这么回事。到这个时候还在讲，种一棵树比使用空调要好等。特朗普更是这样，从今年一开始，对委内瑞拉抓马杜罗总统，我叫作战术上的胜利，战略上的失败。

再到伊朗战争，我们节目的评论是，战术上的胜利，战略上的崩溃。就是这么明显的失误，居然美国的制度没有办法制止他，所谓的三权分立发挥不了作用，多少人都看到这个危机即将爆发，但也制止不了特朗普。

2026年6月22日，人们在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戏水消暑

问答环节

观众：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大家好。美国宪政体制的逐利短视和缺乏真正的权威，在今天表现得最突出的有哪些方面？

范勇鹏： 一个是美国的短视，一个是它的缺乏权威对吧？这两点，其实它是内嵌于美国的宪法结构的。因为我提出过一个理念，认为美国是一个“公司型国家”。其实是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它的基本性质都是产生于历史上的这种“公司型国家”。什么叫“公司型国家”？最早就产生于意大利的那些小城邦，为利益聚合起来而成的这样一些政治共同体。这种国家它基本特征就是能够同甘，不能共苦，以利相合，那么利尽而散。

它们利益相对比较有共识的时候，比如换届，大家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短视不太容易表现出来，缺乏权威的问题也不那么尖锐。作为一个公司，它的优点是去经营去获利，按照股权进行分利，最根本的一点在于你要能获利。所以作为一个帝国，当帝国红利开始收缩，它这个公司获不了利的时候，内部的结构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这时候，当美国共同利益不够的时候，共识就会解体。共识一旦解体，社会和政党就会分裂。一旦分裂，你就发现这种所谓的代议制选举这样一种制度，它就会每一届之间是相互矛盾的，都一定要把你拉下来对吧？然后就变成“天鹅拉车”，这个国家就停滞在这里，走不了了。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谁能够最后说了算，这个问题就冒出来了，归根结底是深嵌在宪政制度的底层。美国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除非进行一场深刻的政治革命。所以，今天对世界上很多地区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张维为： 如果你用中国模式来看的话，可以看得更清楚，一切在于国际比较。比方说，我们一直讲我们是一个选贤任能的制度，当然我们的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但确实比西方这个光是靠选举的制度要强很多。为什么当时美国发动贸易战，我们觉得美国肯定要输，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我们看它的决策过程，它是拍脑子做决策的。

还有德国，让绿党和亲绿党派系来组成政府，结果就是走环保极端主义。最新的火电厂炸掉，核电厂废掉，但绿色能源、可持续能源又远远满足不了需要，造成工业能源严重短缺。再加上连接俄罗斯的石油管道又被断掉，德国工业怎么生存？

范勇鹏： 5年前，我预测美国250年霸权要终结，今天我再做一个大胆的预言。如果美国的霸权终结，那么5年或者10年之后，世界会迎来一次对这种“自由民主制度”的一次深刻的反省。我觉得，很多国家其实不能称之为完成了国家民族的建构，它还要进行二次锻造。

张老师提出“文明型国家”，这些年我们看到比如俄罗斯、印度，很多国家都开始说，你看我也是“文明型国家”对吧？它要在历史里边找到自己的根基。那么，其实很多国家将来都需要在历史、在社会、在文明里边找到自己的根基。我觉得，人类会产生一次制度实验的一个新浪潮。

观众：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们好。我是做国际教育，因为我们也观察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趋势，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公知们”最喜欢把美国吹捧成我们人类文明的“灯塔”，吹捧美国的“例外论”。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国的两党撕裂，美债危机的爆发，以及这种基础建设的破旧，是一个我们眼见的是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我特别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在哪一个时间节点上，或者哪一个事件上，促使美国进入这样一个衰败的这样的“铁律”里面，谢谢。

张维为： 套用美国对中国的批评，就是制度决定的。美国确实是制度问题，这个制度现在产生不了一流的、二流甚至三流的治国人才，这就导致很多问题。我前面讲美国短视、决策失误等等。我觉得中国人讲得很有道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像你们做国际教育的，你们应该到处去看看去。

为什么我说一出国就爱国，一来华就爱华，这是个常识判断。比方2018年我到哈佛大学做演讲，演讲完之后，我就坐美国的火车到纽约参加下一个活动。一路上看到美国的凋敝，肉眼可见的衰败：凋敝的工厂，废旧的厂房，火车晃的厉害，你喝个咖啡，咖啡可能会倒出来，在火车上看报纸，太晃太累。然后一路到纽约。继续看到破败情况、地铁的破败等。所以就把这个情况真实地说出来，就可以感到它一定是出了大问题。

何婕： 过去几十年，美国一直是全球最重要的留学目的地之一，很多人选择赴美深造，学成之后再回国发展。那么，放在今天美国霸权走衰的大背景下，美国国际教育的竞争力是否也发生了变化？

范勇鹏： 科学文化它跟国家的硬实力之间，肯定会有一个滞后期的。我们从历史上看，比如到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美国在硬实力上，实际上已经起来了，到一战前后，其实已经远远超过欧洲了对吧？美国当时有好大学吗？没有，都是一些农学院、教会学校。好多学科，好多理论，好多学者，都是在一战二战之后跑到美国，美国本土才发展起来，它有一个滞后期。

所以，今天如果说问我，美国大学有没有可学习的东西，当然有，但不要去学它文科里边那些教条的，什么自由民主，什么抽象法治，这样一些边缘话题。它的硬科学里边，还是有一些东西的，但是也要看到滞后期不会很长，因为历史在加速。

今天还有一些人在不停地批评中国，说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中国历史上只有技术思维，没有科学思维。我很简单地反问一句，美国有科学思维吗？美国在现代进入霸权阶段之前，化学、物理、航空、汽车甚至自行车，有哪一个是美国人发明的？物理学的、化学的基础理论，有哪一个是美国人提出的？都是欧洲人提出的。科学和技术是不能分开的，科学是在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产生出的一个理论化的一种总结和创新，然后科学的发展它必须在应用里边，才能够得到实践和放大。

我觉得，今天美国某些方面还领先，但是从我刚才演讲也讲到，我们把它看作一个生态系统，科学、技术、产业，它是一个系统。从这个系统的角度来讲，美国领先我们的时间，应该不会太多了，中国应该会迅速地赶上。它也不再是过去几十年，仿佛是“一骑绝尘”那样的一种领先程度，世界的重心也会逐渐地转移到其他的地方，包括中国在内。

观众： 各位老师好，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个就是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在实现伟大民族复兴，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我们自身的底层逻辑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以美国为鉴的话，中国在崛起的时候，如何避免陷入帝国过度扩张，或者说内部利益集团固化的历史“铁律”，谢谢。

张维为： 首先就是“文明型国家”，这跟帝国是不一样的。确实有的人说，可能“文明型国家”过去都是帝国或者什么，但这个说法是一些学者的一家之言。我觉得把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称为帝国是不妥当的，至少中国学者自己不应该这样说。外国学者，他已经形成这样说的习惯，你也没办法，但我觉得我们要实事求是，你可以分析的，它是不一样的传统基因。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说，中国跟我们交往上千年了，郑和六百多年前就来过，但是他没有殖民我们殖民，而欧洲人来了，几年之内把我们全部殖民了。文化基因是不一样的，我们真的是一种和平的基因、大家合作共赢的基因，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基因非常之强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概念上要做一个区分。

何婕： 解释了这个底层逻辑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刚才这位朋友，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底层逻辑。她第二个问题想问的是，我们怎么跳出那种历史发展的“铁律”，就比如说阶层利益固化，包括还有扩张。中国肯定不会扩张。

张维为： 这个底层逻辑，你可以从好几个方面来讲。我在研究为什么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是对西方民族国家的超越，它底层逻辑大致这样的：就是历史上，中国领先西方、领先欧洲，如果说过去两千多年，一千八百多年中国是领先的，中国是最大的经济体，方方面面成就几乎都比西方高。

但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候，我们错过了，这个时候开始明显走衰了。当时我们比西方领先的原因是什么？比方说，我们是民本主义，做什么事情，“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它是指导哲学。比方说，我们有科举制度，希望能够选贤任能，能够有个主持公道的政府来做事情。我们今天赶上和超越西方，还是这些传统基因的延续和发展，我的逻辑就是这样的。

如果历史上我们成功的原因是原因A，我们现在成功赶上了、超越的原因是B，B和A之间是一种正向的继承和发展的联系。

范勇鹏： 刚才讲到帝国这个问题，我同意张老师的观点，就是我们过去很多学者习惯于讲我们大唐帝国、大汉帝国，其实我是不赞成这样的用法的。我记得有一个西方学者，他写《棉花帝国》，他里边有句话讲得很好，他说什么叫帝国？就是领土超过了国家，暴力压倒了法制。西方历史上的帝国，一个基本特点是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建立在暴力统治的基础上，或者是某种基于暴力的这种外交结盟的基础上，形成的像一个伞状结构的帝国。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不是这样的帝国。虽然我们很多王朝可能包含有一定帝国的成分，比如在边远地区，在这种所谓“羁縻州府”，或者朝贡体系，有一定帝国的成分。但是，中国这个概念之内，国家和领土是同一的，我们的法律和暴力是同一的，而不是西方那种帝国。

《棉花帝国》封面

所以，我们这个文明和其他文明一个很大的区别，不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压制，很早我们就形成了一种叫人本主义的传统。比各种宗教文明也好，奴隶制文明也好，封建制文明也好，我们是领先的。

但它也有一个弊端，它的弊端是精英主义，是精英统治，是选贤任能基础上有一小撮官僚、士大夫在统治这个国家。所以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前，一个阶段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文明，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先锋队不是一个精英集团，不是一小撮精英，像过去的官僚、士大夫一样来治理这个国家，而是什么？比如像毛泽东的思想，他从来都是认为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我们讲的是群众路线。我们要领导人民，但同时我们要激发人民的这种主观的能动性，所以我们是人民性的一个文明。

不管是古代的人本主义，还是现在共产党的人民性，都决定了两点。第一，我们不可能允许资本的过度的扩张，因为它不仅对世界不好，对我们自己是有害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出现这种霸权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扩张，我们党也不会允许的，我们中国人民，我们的文化也不会允许的。

第二，我们同样不允许资本在内部的过度积累。所以刚才这位观众提的问题非常好，一个就涉及对外的扩张，一个涉及对内的积累。我们不允许资本对内的过度积累，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社会阶层的固化，官僚机器的僵化腐化，所以我们一定是不断地自我革命和自我革新的这样一种文明。我们文明的底层逻辑，决定了我们在世界上和在国内发展的模式。

何婕：今天我们话题的开头虽然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但是我们去观察西方帝国，美国霸权的发展，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读懂中国，读懂我们的文明。谢谢两位嘉宾，也谢谢现场的观众，谢谢大家，再见。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