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讨论

何婕：刚才王东宾教授进行了演讲，我要特别向大家介绍，王东宾教授还在北大做博士后研究的时候，挂职在山东寿光市，担任副市长，分管的领域是农村金融，所以对寿光的蔬菜产业的发展是非常熟悉的，也是如数家珍。

刚才我在吃盒饭的时候问王教授，我们这个蔬菜是不是就是寿光来的？他说这是来自山东的另外一个县——兰陵县。也由此可以看出，蔬菜产业在全国很多地方，它都很发达，但是最初的起源是在寿光，所以我们把寿光的案例读明白，确实可以读懂中国。

张维为：我还没有去过寿光，但是“寿光模式”，我听到很多很多次。包括我们到新疆喀什，那儿的大棚就是寿光的技术，他们会主动告诉你的。

何婕：寿光的整个蔬菜产业的发展，在于它的几重创新。我记得您说了几个细节，就是蔬菜大棚，早些年确实还挺新鲜的，但大家现在都耳熟能详了。咱们对大棚技术的创新，它有什么独到之处？您刚才也举了欧洲其他国家的例子，具体来说，到底有哪些不一样？

王东宾：它实际上是中国农民的土办法倒逼出来的一种创新，充分利用了太阳的日光和地温。如果到一代大棚、二代大棚里面去看的话，土地下挖一米，就把地温充分利用起来了。地下结合地温，天上结合日光，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就是新能源大棚。所以我们的大棚，大江南北，遍布天下，但是没有能耗，采用了新能源，这种清洁能源的一个创新，是与欧美完全不一样的。

何婕：欧美反而用了能源，所以还导致能源成本一高，它蔬菜价格就挺贵的，咱们完全用的是天时地利。

王东宾：这在俄乌战争中体现得很明显。俄乌战争一开战，欧洲的西红柿价格立马飙升三倍，整个荷兰和西班牙的蔬菜大棚，基本上依靠俄罗斯的天然气。

张维为：西方对中国的误读，这么长的时间内，西方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哈佛商业评论》等等，都问这些问题：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创新能力？中国人能创新吗？

其实，中国的创新无处不在。他们现在后悔了，他们现在说，中国就是创新的国家，每个细节都在创新。中国农民种地种了几千年，怎么会不知道创新？尊重中国农民的首创精神，中国农民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有多少创新？生产力的创新、生产关系的创新等等，他们都有。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秘密签下“大包干”契约，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资料图

何婕：模式的创新，只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不太会去讲创新的故事，还没想到讲故事这一层，但实践已经很丰富了。您刚才说到第二点就是嫁接技术。

王东宾：从云南的黑籽南瓜到吉林长春的顶花带刺黄瓜，中国农民的首创精神确实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至于到底怎么创新出来的，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确实当时是将南瓜的根系发达、耐寒、抗病、供养分的能力强等特点，和黄瓜的高产的性能结合起来，促使了在大棚里面使用这种技术。所以“硬件”和“软件”一结合，就促成了中国的“蔬菜革命”。完全没有任何外国专家指导的，是中国农民琢磨出来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这种文明型大国的一种优势。中国西南角上的南瓜，和东北的黄瓜，两个结合起来，这个优势确实独创。

何婕：地域跨越如此之大，如果不是一个像“文明型国家”这样的超大型国家的话，你连这种想象空间都没有。而且黄瓜跟南瓜的结合，就像您说的这样的嫁接，其实它是选择了这两个品种的长处，保留了它的高产，同时又保留了足够的营养。

张维为：很有意思，我种过南瓜，知道南瓜长起来又快又好，它根系特别发达。西瓜也可以接上去，吃的味道还是西瓜的味道，但它能够防虫，长得更好更快，我们农民是很有想象力的。

何婕：所以您说这样嫁接的好处，不光是各自取优势，而且还可以防病虫害。总而言之，质量是更高。

王东宾：这种嫁接技术，基本上是设施农业的一个标配，包括我们现在的茄子，下面是野生茄子的根系，番茄也是。就是利用野生系的根系发达这种优势，和高产量高品质，这种新品种的结果优势，两个协同起来，促成蔬菜的高产。

何婕：您刚开篇演讲就说，三十多年前，外国专家来参观寿光的时候，就说这是奇迹。三十多年又过去了，现在寿光的蔬菜产量又如何呢？

王东宾：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大棚技术现在已经从一代到了第八代、第九代，但是主流是第七代和第八代。主要区别，就是占地从一亩到了十几亩，规模的扩大，一个大棚的单体规模在不断地扩大。这样的话，土地利用效率和能源效率会大幅度提升。

经过几年发展之后，实际上，寿光的整个大棚的面积，已经稳定在六十万亩左右，每年的产量大概是四百五十万吨，也就是四十五亿公斤。每年寿光蔬菜，向全国市场供应的量，大概是一百亿公斤，所以寿光本地菜占了其中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

张维为：寿光是中国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还有一个“寿光蔬菜指数”，各种蔬菜价格形成“寿光指数”。

何婕：所以从这样一个县的蔬菜产业，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产业走通了之后，对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带来的作用。之前您也介绍，寿光是全国的经济百强县，排在三十多名，这个排名也是非常高了，蔬菜是它的支柱产业，当然还有其他产业。

王东宾：而且是一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从种子、种苗到大棚，还有整个市场供应。

张维为：韩国泡菜的原料也主要是你们那边供应的。

何婕：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不光是它的蔬菜产量这一头，还有它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张维为：寿光实际上是中国模式的一个缩小版，一个典范。它浓缩了很多东西，包括政府的作用、市场的作用、科技的作用，还有宏观政策的作用，如“菜篮子”工程，你们的“飞地”也很厉害，寿光蔬菜的“飞地”，你前面讲的从福建到内蒙古，这是纵向；还有横向，从新疆到上海。

何婕：从寿光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微缩版的产业发展的案例，可能在寿光是蔬菜，其他县可能是其他的产业。但是，都可以看到当地人的创新，也都可以看到，当地政府的有效引导，还有非常科学的、长远的眼光和决策，我想这都是他们共同的“密码”。

前面咱们在吃盒饭的时候，我再问王教授，我说咱们盒饭里头的蔬菜，是不是寿光的？您说这个倒不是，这个是山东另外一个县，叫兰陵。所以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像寿光这样的案例，它发展出来之后，是不是也带动了其他地方，去开启一个思考：我是不是也可以像寿光一样，走通“寿光模式”？

王东宾：对的，当时1989年，王乐义书记把大棚技术突破之后，后来就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之下，他们集体决策，不搞专利，不搞技术封锁，免费传授。

山东潍坊寿光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数十年坚持技术创新，带领全村走上小康之路。图为王乐义（右一）在大棚与村民查看蔬菜长势。 中国新闻网

何婕：这真是一种胸怀。

王东宾：1990年1月到10月，10个月间组织了5场全县的现场会，由王乐义书记他们手把手地教当地的农民、村支书，去学习这项技术。当时的发源地，孙家集乡镇的电影院，每周有一千人的现场传授，不看电影，而去学习种植技术。县政府把当时“01号”吉普车给了乐义书记，送他们到各地去传授技术。所以很快寿光本土推广之后，就决定向全省乃至全国，去推广这项技术。所以，很多其他地区的蔬菜产业发展，基本上都有寿光人去传授技术的身影。

何婕：所以像这样的一种模式，它不光带动寿光本地的发展，它带动全国很多跟它类似的地方，可以发展相关的产业。

王东宾：蔬菜很特殊，需求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单凭一家“独门绝技”，不可能“包打天下”。而且如果这个量起不来的时候，所有的物流乃至整个配套都没有具备规模效应。

同时我觉得党和政府的引导作用非常重要，市场越大，寿光的产业地位会更高，后来的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寿光在服务全国各地的，蔬菜园区的建设之中，也拓展了更多的货源，所以才有了今天寿光能够在本地菜占百分之四十的基础上，还能够吸纳全国各地百分之六十的菜源。寿光在蔬菜种植技术之外，形成了这种组合能力，这也是寿光形成另外一种独特的市场化的能力。

何婕：所以说我可以致富，也希望带动大家致富，无形当中，最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生态的出现。您刚才也说，寿光是重要的一个蔬菜的集散地，是别的地方的蔬菜，也会在这里集散，再分发往全国吗？

王东宾：对，因为其他地方的创新，更多的是单品上的创新。比如说“北有寿光，南有嘉鱼”，它就是从2013年开始，当时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智远院士的带领下，突破了甘蓝育种技术。但是寿光的创新能力，体现在一个品种进了寿光之后，从寿光出来的时候，提供的是“菜篮子”，单品进寿光，一个“组合”出寿光，形成了种植之外的，在市场化的分拣、物流、包装，另外一个层面的核心能力。

何婕：而这个核心能力的到来，一方面是需要有一种眼光、有一种理念，还有一个，您刚才也说到了，物流的条件也很重要。所以这是我们说的全国“一盘棋”。说到交通设施发展的时候，它不光是交通设施的事，它是对所有产业带动的事，寿光的蔬菜产业就受益于此。

张维为：从田间到餐桌，然后全链条，特别是冷链，中国是最发达的。冷链可以做到从田间到餐桌，产品收上来就进入冷冻、保鲜，最后一直到你的餐桌，这个是中国模式十分厉害的地方。

何婕：多长时间，蔬菜到了寿光，集中之后马上又可以出来，然后奔往餐桌？

王东宾：大概就几个小时。一般情况下，凌晨两点之前，蔬菜进寿光，大概在天亮之前，整个分拣完，这种大包装混着小包装，一种菜变成一个“菜篮子”就出寿光。所以大概在七点，就会来到首都北京的市场，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

何婕：这个过程当中，电子化是不是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么海量的蔬菜的分拣，显然不是光靠人能够完成的。

王东宾：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就已经把荷兰的电子评价系统，已经引入到了寿光，包括它的支付结算体系，都是采用电子化的方式。

何婕：所以寿光的蔬菜产业的成功，它是所有技术经验创新的一个集大成者，也包括对国外一些地方先进技术的学习。

张维为：中国年产的蔬菜，是世界的百分之五十，我们不光是绝对产量是世界第一，人均消费也是世界第一，是美国欧洲的三倍到四倍左右。所以“蔬菜自由”是毫无疑问的。

何婕：那像寿光这样的案例，中国还有多少？

王东宾：应该说在中国蔬菜领域，各地包括农民和地方政府创新，现在已经非常多非常多了。我们到各地去，基本会发现，当地一个独门的这种品种，这也是中国蔬菜，一直采取的跟西方不一样的生产方式。西方是集中式的大规模大公司，但是中国是分布式创新，就是小公司和农户，尤其是农户，这种创新能力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何婕：分布式的创新，开源式的创新，其实大家都有创新，寿光在于能见度非常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案例。不同的有蔬菜产业的县或者区，它们也都有自己的精彩故事。

王东宾：而且各地政府，因为有“菜篮子”工程，它是市长负责制，所以蔬菜不仅是一个产业，它的起点就是保障老百姓蔬菜供应的民生工程。所以这里面政府的一些投入，会作为基础性投入，包括刚才张老师说的冷链技术，如果没有政府的扶持，单凭市场化也是不可行的。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冷链技术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实际上跟我们的“菜篮子”工程是直接相关的。它某种程度也催生了冷链技术，冷链技术反过来又保障了“蔬菜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