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讨论

何婕：刚才张老师的演讲，一方面带大家回溯了十五年前那场与福山的著名学术辩论，您刚才提到，其背后是两种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的碰撞，而这场碰撞的结果如今已越来越清晰，但是回溯这段历史非常有意义。金老师是这段历史的一个见证人和参与者，这场辩论本身也是您参与组织的，对吗？

金仲伟：十五年前了，2011年6月，我当时从《东方早报》出来创业，创办了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那个时候，观察者网还没有上线，正在酝酿中，我们缺乏发声平台，因此通过组织学者辩论作为传播平台，邀请世界著名学者参与。2011年正值“阿拉伯之春”甚嚣尘上，就是“颜色革命”的第二波，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非常大，世界范围内的体制之争也成了一个重要的话题。

其实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到2011年之前，它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因为2001年的“9·11”事件就被认为是文明冲突的开端，表明历史并未终结。福山的老师亨廷顿就批评福山，你的这个“历史终结论”是有重大缺陷，忽视了文明、文化、种族和族群对世界历史的塑造力量，你完全忽视了这些东西。

福山的老师亨廷顿所著《文明的冲突》更有洞见

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冲突，其危机未解，历史仍在演变。这个情况下，我跟我们的李世默先生一起商量：放眼世界当时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福山“历史终结论”，我们这边张维为老师提出的“文明型国家”理论，这两个是两套叙事、两套知识体系，我们想让他们到中国来碰撞，让福山也看看中国，这个对话，我们有很大的期待。

何婕：这样一次交流也是思想交锋，给后人无数启发。因为就像您说的，那时，整个世界对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应放在什么水准考量并不清楚，不只是福山有绝对的自信，可能很多普通人也觉得西方民主制度代表某种高度。

但十五年过去，我们更能回看这场思想辩论的价值所在。因为带有这种预测性的辩论是非常难的，为什么“历史终结论”的缺陷之所以被更多人看清？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提供了有力的反例。

张维为：我走了一百多个国家，中国模式站得住脚，它有不足之处，但经得起比较，包括和美国比较。如果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背后是西方中心主义，那么我的“文明型国家”背后是文明多元主义。

何婕：“历史终结论”是代表福山对于他们所在的制度的某种绝对的自信，但恰恰我们说的“文明型国家”我们的理论，代表历史可以无限地延续，无限地被人民不断地创造。

张维为：他的问题在于什么地方？我们做学问，最终要注意哲学层面的问题，特别是本体论，这世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历史终结论”的本质就是西方中心主义。但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跟他不一样，他们用一个“绝对真理”，这个真理找到之后就无往而不胜，就跟宗教信仰一样，就一个上帝，你不信，你就是异教徒，西方这个传统源远流长。

但是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比方说《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这里的“道”就是本体论，就是世界根本性的一些东西，根本性的规律等，语言是表达不出来的，这是很深的智慧。所以你要不停地研究、体验、感悟，最后逐步地接近真理，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道德经》讲的是“常无欲，以观其妙”，你应该放空自己去观察、感悟其妙，或者是“常有欲，以观其徼”，你自己想去了解的时候，去了解规律的外围、边界，逐步接近真理。所以中国哲学思想是非常伟大的。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看了老子《道德经》之后，想把它翻译成德文，结果翻到一半，翻不下去了，由于种种原因，但《道德经》的思想深深影响他，最终他终结了西方“形而上”追求“绝对真理”的意义，因为没有这个东西，人类语言的局限放在这里。

何婕：您说出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最大的问题，当时很多人是抱有这种迷思的，放眼现在依然存在，可能数量少一些，但当时可能更多。

金仲伟：“历史终结论”之所以会“暴得大名”，出了这么畅销的一本书，它并非福山一人之功，而是美国的出版界和新闻界、整个执政精英需要这样一套学说，来说明他们是怎么赢得冷战的。然后要告诉这个世界，我们赢得冷战以后，这个世界往哪里去，以后我们过怎么样的日子，我们受什么样的思想体系指导，遵循什么样的规律。当整个西方执政者、上层精英极度自信和傲慢的时候，才需要这样一份时代宣言。

何婕：等于他们要给世界提供答案了。而且事实上，这套宣传不仅影响了西方很多人，也深深影响了其他非西方社会和世界，很多人确实认为，他们说的是对的，好像是某种标准答案、一种终点。

张维为：邓小平在这一点上非常了不起，他在大家非常迷茫的时候，在苏联解体前4个月有一个内部谈话，现在全公开了。苏联解体是1991年12月，他在当年8月的时候说“东欧要乱，苏联要乱”，然后他还加了一句，“世界历史在大转折，这是我们的机遇”。

当时极少有这样的观点，但邓小平看到了机遇。苏联解体是12月25日，20多天后，他就开始南巡了，因为当时很多人不自信，称不能再开放了，但邓小平坚持继续开放，这非常了不起。这一步走对了，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最终一定能成功。这就是伟人的远见卓识，这一步棋非常关键。

金仲伟：首先，中国通过十五年的实践证明了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我们要有我们的解释，也就是要有一套我们的叙事、新的知识体系，我们这十五年的努力使实践走在了前面。

西方很善于制造概念、理念和理论，就像张老师刚才说的，他们坚信这些话语能解释清楚，善于宣传和制造新的理念。我们的实践虽然行得通，而且已走通，但是国内现有的大多数理论是源自西方的，而西方的这个理论是有缺陷的，就像它们二元对立式的，要么专制，要么民主，要么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计划经济，都是二元对立的。

我们迫切需要一套全新理论，从中国实践出发，从中华文明传统中汲取营养，就像张老师这样，创立一套新的理论来阐释。现在在大国竞争当中，用“文明型国家”这个理论来阐释，这非常有用，能够看透许多以前说不清楚的东西。

张维为：我们跟福山最大差别就是我们现在中国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实地调研，他们认为已经发现了“绝对真理”，不需要调研。

西方学者也好，媒体也好，问中国多少年都是同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因为他们所谓的政治改革，就是要搞多党制、搞一人一票，你不搞这个，就是没有政治改革，所以它是从这个绝对理念出发的。我们是实事求是的。最近我看英国广播公司有一篇东西挺有意思的文章说，“原来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的弱点，后来发现全是中国的优点。”

何婕：那说明他们都没有真正地读懂过中国。现在我们也注意到，随着交流的增多，很多国外普通人来了中国，看了中国的发展成就之后，都会改变他们心中的这种固有的错误的观念。

特朗普总统访华的时候，他的儿媳妇接受了美国媒体的采访，她说她在中国看到的跟她在美国媒体上看到的不一样。就连这样身份的人都能产生鲜明认知反差，普通美国民众实地到访后的冲击感可想而知。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未来对国外的思想学界也会给他们许多震撼，让他们更加要从实际出发来看懂中国。

金仲伟：西方主流媒体一直对大众思想进行控制，虽然他们看上去是独立自主的、言论自由的，实际上主流媒体对大众传播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也是一个意识形态交锋的工具，我们“文明型国家”的理论就不是这样的。

普京总统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前几年在瓦尔代论坛说，从今天看来，俄罗斯人已经意识到，地缘政治就是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与冲突。这个东西比意识形态是更深刻的东西，这是苏联崩溃后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