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主与专制”转向“良政与劣政”的新范式

吉塔·维尔贾万：我可以举一两个领域为例，最突出的就是电动车和航天领域，中国目前拥有99个电动车品牌，这既是市场真正民主化的体现，也意味着同行之间竞争极为惨烈，而我认为欧美国家需要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因为在美国，电动车品牌数量非常有限，竞争格局远不如中国激烈，但正是这种激烈竞争恰恰推动了更深入、更密集的技术创新。

接下来我想把话题放在中国与东南亚的对比背景下，过去30年中国经济大约增长了10倍，而东南亚仅增长了2.7倍，这背后有四个明显的支撑因素：首先是基础设施，其次是教育——中国大约有3000所大学、在校生达四五千万人，而东南亚虽有1万所大学，却只有2500万学生，且中国进入全球前20名的大学数量远多于东南亚（后者仅有两所、且都在新加坡）；第三是治理层面，即权力与人才的结合，中国坚持任人唯贤而非任人唯亲，但矛盾的是，当今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却越来越任人唯亲，而非实际能力；最后是竞争力，我以每千名成年人发放的营业执照数量来衡量，中国发放10个，而东南亚仅发放1个。

基于上述分析，我希望您能继续展开，并谈谈世界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如何能从中国的成功经验中学习，加快自身发展步伐？

张维为：中国式现代化确实在很多方面独一无二。在政治层面，我将其概括为“整体利益党”。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看，中国自公元前221年以来，大部分时间都由一个统一的执政集团治理，否则一个“百国之和”的文明型国家就会分崩离析。统一的执政集团背后是选贤任能的制度支撑，即始创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距今约一千五百年，它不问家庭背景，只要考试通过便可官至部长甚至宰相，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文官考试制度的国家。

就今天的中国政治体制而言，如果西方模式叫“选举”，那么中国模式在我看来应称为“选拔+选举”，但选拔始终居于首位，依据的是干部在不同治理层级上的实际表现。以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七位常委为例，他们大多曾在三个省份担任过省委书记或省长，进入现任职位前实际治理过超过一亿人口；习近平主席本人就曾主政福建、浙江和上海（直辖市），治理人口过亿、经济体量超过印度，随后又担任了五年国家副主席，最终成为最高领导人。这一过程极其严格，显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能干的领导层。

在经济上，中国实行混合经济，官方表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市场与政府发挥互补作用，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起来。以互联网发展为例，国家负责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比如4G和5G网络，无论多么偏远的村庄，只要有人居住就要通5G，不计成本，这是社会主义的使命，而民营企业则充分利用这些世界一流的数字基础设施，使得无论是西藏还是新疆的偏远山村，WiFi信号都优于许多欧美城市的中心区。

习近平主席的经济思想强调供给也会创造需求，在一流数字基础设施以及高铁、高速公路的加持下，充满活力的新经济形态便自然涌现，如TikTok和电动车。电动车本身也是混合经济与国家规划的产物，早在二十年前中国就在“八五”规划中布局了电动车产业，此后每个五年计划都进行调整，像比亚迪这样的民营企业迅速崛起，国内上百家电动车企业展开激烈竞争，最终胜出的企业自然具备国际竞争力。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使其能同时测试多种技术路线，而不像日本那样相对较大的经济体也只能押注氢能源；中国可以同时尝试锂电池、氢能源及其他技术，最终聚焦最优方案，并从国家和私营部门调动更多资源予以支持，这是小经济体难以负担的整体推进策略。

在社会层面，我们鼓励国家与社会积极互动而非对立，这与中国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我们相信这种良性互动比相互对抗更能带来好的结果。

北京小米汽车工厂内的小米汽车生产线。新华社

吉塔·维尔贾万：那么您是否认为，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和谐恰恰体现了人民对领导层的问责，而这种问责又反过来促进公共产品的民主化？反观当今世界上的一些民主国家，我们看到它们的问责似乎更多指向某一特定阶层结构，结果在公共产品分配上反而有所缺失。这个观察合理吗？

张维为：在理论建构上，我多年前就提出，西方政治学长期以来的范式是所谓“民主vs专制”的对立，并据此鼓励“颜色革命”和政权更迭，强行推行西方政治制度，我认为这套思路完全错误且早已过时，我们必须从“民主vs专制”转向“良政vs劣政”的新范式。

每当我与西方学者辩论时，他们会说中国人不敢讨论民主吗，我说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我们区分为“道”和“术”，“道”是总体目标，“术”是具体方式。而西方那套“民主vs专制”的范式里，民主是由他们自己定义的，即基于熊彼特1942年提出的投票选举领导人的公式。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那仅仅是程序民主，充其量只是民主的一种形式而非全部，我们首先要确立的是“道”，也就是民主的目标究竟是什么，答案是良政善治，是国家必须说到做到、领导人必须回应人民的需求。

这就要回到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三条判断政治体制好坏的标准。第一，能否保证政治稳定，因为没有稳定就没有经济发展，也就没有人民的更好生活；第二，能否持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并保持人民团结，团结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极其重要，当时中国人口是12亿人，如今是14亿人，这始终是核心问题；第三，能否保持生产力持续发展，而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概念，涵盖了先进的科学技术。

这就是从“道”出发、从总体目标入手的方法，再结合中国的传统和制度安排来设计形式民主。以每年三月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为例，他讲的每句话几乎都与千万人的民生直接相关，内容非常实在，去年承诺了什么、今年兑现了多少，都清清楚楚。而相比之下，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更是竞选辞令，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极为务实，两者的差别也体现了决策质量的差异。

再看五年规划，这套体系极为成熟，包含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规划、包括针对农业区或自然保护区等的空间规划、以及人工智能和电动车等专项规划，并分为中央、省、市、县多个层级，所有规划都经过党内、党外、智库间乃至互联网上的成千上万次协商。任何一个普通中国人，比如我住在上海，就能查阅本地的五年规划，从而知道未来五年哪里会通地铁、哪里会建新公园，而供给创造需求，经济活动随之展开，这已经成为中国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最终，民主变成要为人民带来实际的成果，这才是最关键的，而邓小平一生最厌恶的就是空谈误国。

沪苏湖高铁

吉塔·维尔贾万：您觉得中国现有的制度是否已经形成了足够的“惯性”，也就是说不容易在未来朝着坏的方向改变，无论是从“道”的理念还是公共产品的分配方式来看，都不太可能倒退？这是我的第一个追问。第二个追问是，考虑到我们在民主国家的朋友们，您认为他们怎样才能从程序民主转向另一种更能有效分配公共产品的民主形式？

张维为：关于第一个问题，是否存在所谓的“惯性”？确实会有，这很正常，总有人干得更好、更努力，也有人不那么成功。关键在于中国经济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县域之间的内部竞争。

中国有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地方政府之间都存在竞争关系。以省级层面为例，上海、江苏、浙江同处长三角地区，按官方汇率计算的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或德国，但它们彼此之间依然在竞争，你可以称之为良性竞争，但压力是真实存在的。

县作为最基本的行政单元，在很多方面就像一个“迷你国家”，一位县委书记或县长要统筹政治、经济、社会、外贸和军事事务。中国有句老话“宰相必起于州部”，这句话到今天仍然适用，在中国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官员都有长期基层工作经验。每年各级政府都会对县域进行排名并公开结果，那些懒政怠政、绩效不佳的官员会面临巨大压力甚至可能被免职，所以他们必须改变。

当然，二八定律是永恒的，，即20%的人、企业或其它实体创造80%的成绩，这是普遍规律，但由于竞争机制的存在，整个国家都变得极富竞争力。

西方政治模式的基因缺陷

吉塔·维尔贾万：那么第二个问题，关于西方程序民主如何转向一种不那么程序化、更注重公共产品分配的民主形式？

张维为：对于那些已经采用了西方政治模式，即多党制和普选的国家，那是它们自己的选择。问题在于，西方这套制度的设计本身并没有考虑“发展”这一命题，它隐含的谬误是只要有了西方政治体制，就会自动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就会变好。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很多国家因此陷入混乱、发展停滞，各种问题丛生，政客炒作民粹，国家治理不善。所以我提出“良政vs劣政”这个新范式，西方的制度可以产生良政，非西方的制度也可以产生良政，中国就是例子。同样，劣政既可以出现在西方制度中，也可以出现在非西方制度中，我可以举出100个这样的例子，因此我们必须超越西方政治模式。

我经常与发展中国家的朋友交流，中国哲学告诉我们面对众多问题和矛盾的时侯，要抓住主要矛盾，你提到东盟国家面临教育、竞争、基础设施等挑战，但必须先抓住一个根本问题，然后让局面转动起来，同时处理所有问题往往很难，甚至适得其反。

邓小平认为，如果没有长期稳定，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西方政治模式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无法制定和执行长期计划，要么根本没有计划，要么有计划，但一个政党上台就会推翻上一个政党的计划。

我在想，那些采用西方模式的国家，能否产生一个经过各党派充分讨论、达成共识的长期愿景，最好能写入宪法、编入中小学和大学的教科书，诸如确定“民族复兴”或其他宏大目标，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会沿着这个计划推进，否则非常困难。邓小平说过，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需要百年稳定，否则没有机会，所以中国追求的是稳定、团结和持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吉塔·维尔贾万：在中国人看来，西方政治的周期性轮替以及缺乏长远战略眼光，是否正是普选制度未能达到西方预期效果的根本原因？很明显，西方过去二三十年四处推广所谓“自由价值观”，这背后究竟是因为他们政治上的短视和周期性问题，还是说“普世主义”本身就注定不可能在全球化之下为任何国家真正应用？

张维为：首先，我不认为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普世主义”。如果真有普世主义，那就是中国经验中提炼出的一个核心理念，即每个国家都应当根据自身国情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功道路，这才是普世的原则，而不是把西方模式强加给其他国家，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照搬西方模式有时甚至是自杀性的行为。

这让我想起十五年前、也就是2011年6月与福山教授的那场辩论，当时“阿拉伯之春”刚刚爆发，福山认为这是“历史终结论”的体现，连阿拉伯人民都开始拥抱西式民主；他在辩论中对我说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否则也可能经历自己的“阿拉伯之春”。我则认为：这不可能。

而且，根据我对中东地区多次实地走访的了解，“阿拉伯之春”很快就会变成“阿拉伯之冬”，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哲学和文明智慧讲得很清楚，凡事要看是否存在“水土不服”的情况。“水土”这个词中，水指文化、土指政治、经济、文化土壤，阿拉伯国家与西方截然不同，把西方那套药方开到埃及、叙利亚和也门，结果只能是灾难，最终演变为“阿拉伯之冬”。

我2011年的时候还对福山说，美国比中国更需要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如果不进行实质改革，你们可能选出一个比小布什更糟的领导人。

我还指出西方政治模式存在基因缺陷。首先，一人一票的前提是“理性人”假设，即每个人都能理性投票，但现实中选举已经严重被金钱、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技术所左右，理性思考的成本极高且极为困难，民粹主义几乎在所有地方泛滥。其次，西方把“权利”绝对化，而中国哲学认为权利和责任必须平衡；再次，西方过分看重程序，以为程序对了就万事大吉，但中国哲学讲“道”在“术”之上，程序是“术”，“道”才是根本。

我当时非常明确地告诉福山，西方的民主模式最终会走向低劣的民粹主义，最终摧毁西方自己，这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后来我遇到杰弗里·萨克斯教授，他说那场辩论你赢了。

2011年6月27日下午，弗朗西斯·福山与张维为展开对话。

吉塔·维尔贾万：您认为美国为什么没有制定出一个能够预见到自身实力衰减的地缘战略计划，或者说看起来似乎从未这样做过？很明显，美国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地缘政治影响力都在衰落，一般人会直觉地认为那些聪明的战略规划者在二三十年前就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尤其是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崛起的背景下。

张维为：中国哲学讲究实事求是，当中国落后于西方和美国的时候，我们努力向它们学习一切好的、积极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送出几百万留学生，不仅学习理工科，也学习其他学科，我自己就在日内瓦学习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这些经历都是有益的。

但问题在于西方政治制度的构建方式，正如我之前所说，选举本质上拼的是作秀而不是治国理政，那不是领导力而是表演，这是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病，我称之为基因缺陷。至于他们能否摆脱这种遗传病，我持保留态度。

就连冷战的设计者乔治·凯南也曾经说过，美国要想战胜苏联，首先必须确保自己国内非常成功，你还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尼克松与赫鲁晓夫那场著名的厨房辩论吗？当时美国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确实赢了苏联，而苏联最终解体，从邓小平的角度看主要是因为失去了经济竞争力，所以邓小平强调必须聚焦人民生活，确保自己成为一个成功的经济模式。今天中国人均寿命已经超过美国，人均每日蛋白质和蔬菜摄入量也超过美国，这是一个根本性转变。

吉塔·维尔贾万：纵观历史，美国只有大约二百五十年的历程，但他们似乎有一种内在的自我重建能力，有的人认为美国会在某个时刻重新崛起，你认为这种看法准确吗？

张维为：很多人这么说，但我可能更谨慎一些，因为帝国都有自己的周期，从历史角度看，250年差不多就是帝国的最长寿命。

你看看美国那些长期无法克服的问题，早在中国孙中山辛亥革命那会儿，美国就在倡导全民医保，结果一百多年过去了，还没有实现；控枪问题，有无数人强调其重要性，但什么都做不了。这个政治制度成了解决不了问题的制度。

我主张在政治权力、社会权力和资本权力之间达成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的平衡，中国模式就是这样的；而美国模式恰恰相反，它有利于极少数人，有利于资本权力，游说集团已经制度化、组织化，似乎没有任何办法去真正制约和阻止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