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在尝试用社会主义的方法，来推动人工智能、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这种探索的本质是超越资本主义的。”

“‘云资本’，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生产模式，这种模式已不再是资本主义。”

“中国如何在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时候趋利避害？”

资本主义在全球已经发展了数百年，但是当进入全球化新阶段时，一些逆全球化思潮开始泛滥。伴随当前技术新浪潮的来临，资本主义的未来将会何去何从？在东方卫视12月16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希腊前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吴新文教授围绕相关话题进行了探讨。

《这就是中国》第263期

张维为演讲

今天非常高兴，希腊前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先生来到我们栏目。

大家可能在网上看过亚尼斯回答美国记者的一个短视频，那位记者表示中国在非洲扩大影响力，支持非洲的非民主国家令她十分担忧。亚尼斯就问她，美国支持很多非民主国家，比方说沙特，你该怎么解释呢？记者又说中国贷款给非洲国家修建港口等基础设施，亚尼斯反问她：“建港口有什么不好呢？许多国家都需要港口。”记者承认美国也这样做，但中国的做法造成“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依赖”。亚尼斯说“不”，与西方国家不一样，中国从不干涉他国内政，中国没有殖民，中国没有搞种族灭绝，中国也没有军事野心，这是都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难以理解，也无法做到的。

他还指出中国人投资的眼光更加长远，愿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相比之下，西方国家的投资往往更具有投机性质，一旦获取短期的利益就会离开。他还提到2009年希腊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时候，正是中国投资改造比雷埃夫斯港，帮助希腊恢复经济，缓解了希腊国内的社会矛盾。

亚尼斯对欧盟奉行的资本主义逻辑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当希腊遭遇债务危机时，亚尼斯认为德国对希腊采取了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德国认为错误都在希腊，而不是错在欧盟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他打了一个比方，就像德国的奔驰公司，先给你贷款，鼓励你购买它的豪华轿车，但债务危机爆发后，它又说都是你的责任，然后要你借它的新债还它的旧债，最后等于把整个希腊都出售给外国资本了。

2023年7月10日，“东方比雷埃夫斯”号大型集装箱船抵达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 新华社

这使我想起了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这是华尔街“薅”全世界“羊毛”的一贯做法：先美元放水，然后让你覆水难收，最后以最低廉的价格把你的财富席卷一空，并指责你是在搞“裙带资本主义”，都是“裙带资本主义”惹得祸，而不是“赌场资本主义”惹得祸。其实我们至少应该承认，“裙带资本主义”和“赌场资本主义”共同造成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美国金融海啸、2009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灾难。

随着中国的崛起，今天美国从全世界“薅羊毛”没有那么容易了，一个原因是很多国家可以从中国借美元来还美债。中国接手比雷埃夫斯港口然后进行改造，这个项目也取得了双赢多赢的效果，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海外一个经典的成功案例。

今年亚尼斯出版了一本新著，叫做《技术封建主义：是什么扼杀了资本主义》。那么在这之前，有位法国学者叫塞德里克·迪朗也出了一本书，题目为《技术封建主义》，法文版的。一般认为他们的这两本著作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批判理论，但我个人认为他们著作的意义实际上超出了这个范围，它们涉及在资本主义陷入重重危机的今天，新技术革命将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的未来形态。作为与美国同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方阵的社会主义中国自然十分关注他们著作中提出的一些问题。

在亚尼斯的著作中，数字技术，特别是算法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一种资本主义，而是一种新型的封建主义。他甚至说，原来以为代替资本主义的是社会主义，但现在看来是技术封建主义代替了资本主义，技术封建主义的特点是平台垄断化，算法具有决定性的地位，这使得资本家成为封建领主式的食利者，他们的生产方式已不再是投资、创新、利润驱动的传统资本主义方式，而是以征收租金为主的封建生产方式，其特点是不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资本家靠无穷的租金可以控制一切。

亚尼斯还提到如果说仍然有竞争的话，那么就是来自中国的数字经济模式的竞争。他甚至提出，中美之间所谓的“新冷战”，归根到底起源于中美两个国家数字经济的路径分歧，特别是中国的数字支付系统，包括中国的移动支付和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它们都挑战了美元及其支付系统的霸权，而这种霸权又是美国其它霸权的基础。

显然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方面，中国和美国已经在许多方面确实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这里我简要谈一谈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首先，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它力求确保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包括网络平台的力量），形成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平衡。在美国模式下，这个平衡主要有利于资本的力量，在中国模式下，大多数的百姓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而美国模式下出现了极端的贫富分化，用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话就是：今天的美国已经是一个“1%的人拥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的国家。

例如，中国移动互联网应用领先全球，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叫混合经济模式的成功。中国大致上是国有企业负责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而民营企业则把电子商务服务做到了极致。这与美国一离开都市，网络信号普遍就非常差，形成鲜明的对照。

二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文明型国家”，中国有源远流长的民本主义治国理政的传统。西方大国从一开始就把互联网发展高度“政治化”，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颜色革命”，这种做法不仅给许多国家带来了“颜色革命”的灾难，而且也在西方国家内部造成民粹主义泛滥与社会的严重撕裂。

与西方模式不同，中国从一开始就决定让互联网发展聚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的信息服务。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能够以极低的成本为所有人提供移动支付手段和数字货币，中国也因此而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做到“一部手机、全部搞定”的国家，这本身就包含了中国政治力量从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对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包括平台力量，进行必要的协调和规范。

中国的移动支付新华社

三是中国共产党力求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坚持辩证思维和动态思维的传统，对于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许多事物，包括算法和人工智能发展等等，允许试验、允许发展，同时以“趋利避害”的辩证思维加以对待，力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有利的一面，同时尽量减少其有害的一面，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解决可能出现的各种挑战、各种问题。

我们承认随着高科技的迅速发展，我们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一直在尝试用社会主义的方法，也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方法、民本主义的方法、混合经济的方法、趋利避害的方法，来推动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有些方面我们已经做得很好，有些方面还不够好，有些方面甚至很不理想。

但我们这种探索的本质是超越资本主义的，是“后资本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的，它旨在让高科技能够最大限度地为人民造福，而不是相反。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数字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实验室。我们中国正在进行的探索，对于整个外部世界和人类未来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下面我们请希腊前财政部长亚尼斯给大家演讲，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