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讨论

主持人：刚才范老师给出了演讲，从中国的优秀历史典籍当中来寻找我们的政治智慧的一些根源，第一点政治责任，这个是我们整个政府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特质。从这一点来谈，我想先问问张老师，东西方为什么对政治责任的理解会那么不同？

张维为：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中国历来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从而形成了从整体把握、从“道”来把握“术”的思维方法，特别是今天讲到《尚书》，你看它整个叙事都是从“道”、“道统”出发来讨论问题的，而西方传统上是小国林立，非常注重“术”。

举个例子，西方现代政治学的鼻祖是马基雅维利，他从“术”的层面讨论了很多问题。比方说，孔子讲“政者，正也”，这个“正”在中国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要求领导人要有正直的品行，要有整体判断能力、保持公正不阿主持公道的能力。而马基雅维利是怎么说的？他说一个君主必须appears to be，就是说，君主看上去一定要有“正直感”（integrity）。你再看现在的西方政治，很多政客连“看上去”都不要了。所以西方政治在“术”的层面玩来玩去，最终走衰是必然的。

现在你重新看《尚书》，如《尚书·尧典》就谈“选贤与能”，那个时代就谈这个话题了。国家面临洪水滔滔，怎么办？我们要选一个人能够战胜洪水，先是鲧，鲧九年战胜不了，再选一个更好的，选了禹，大禹治水，由堵转为疏。尧本人选接班人，他没有传给他的儿子，他要选贤，看哪个人最好，不传子传贤。这些做法我们四千年前就有了，这种传统影响至今，很了不起的。

从这个角度比较中西政治文化的差别，一个聚焦“道”，然后从“道”出发来关注“术”，一个是直接由“术”来统领一切，结果双方政治制度品质的差距就越来越大。

主持人：所以我们说“两个结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中国优秀的政治文明，都可以在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找到根基。

范勇鹏：对，您说到中西方政治传统的根源，其实如果往深里挖，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根源就是生活方式不同。

中华民族是人类最早的也是最大规模的定居文明，因为定居，所以你要在这块地方经营、耕耘，你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相比来看，历史上大多数文明都是产生于游牧、游猎，很大程度上它们是靠天吃饭的，这个责任不在我，在老天，大不了换块地，所以游居是常态；而对中华民族来讲，我们的生存都取决于我们怎么经营好这块地，所以产生了一种很强的责任意识。这是从历史根源来讲。

从现代根源来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资本主义。

因为人类历史上大多数的文明，它们的统治阶层都是直接站在统治者的位置上来统治的，所以不管是中世纪欧洲的贵族，还是中国先秦，像商周的这些贵族，他要统治国家的权力，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到了战场上，贵族要去带兵打仗，要牺牲的，对吧？君子劳心、小人劳力，所以它就要求产生某种责任意识。

但是现代社会产生了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由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形成的一个社会，他们采取一种间接的方式来统治这个社会，比如通过代议制、通过议会、通过选举等等，真正的统治阶层是隐藏在这个国家的政权机构后面的。那么这样一种制度自然就产生了一种“利润我拿，责任你担”的甩锅机制，背后的真正的统治集团是不承担这个责任的。

而我们中国，因为我们不是资本主义，我们是人民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所以从历史根源和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础上来讲，我们都是无比强调政治责任的这样一种文明。

张维为：我再补充一点，我觉得今天讨论《尚书》特别好，我们经常讲这个观点，就是中国人民为什么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制度，这和我们文化基因中有很多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有关。

仔细看我们今天经常引用的关于中国政治模式、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些关键概念，许多都源于《尚书》。比方说民本主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源于《尚书》；还有儒家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源于尧选择舜的标准；还有“天下为公”，也是来自于那个时候，背后是对夏、商灭亡的汤武革命的反思，反思为什么会发生革命。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政治智慧。

主持人：这《尚书》成书于几千年前，但是它对于责任的认知、对于道、对于所有的具体做法的认知都那么成熟，而且还一直影响到现在。所以有的时候真的要赞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它到现在都还带有现代性，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

张维为：你还可以比较欧洲。比方说中国文化是最注重家庭的，但是西方从柏拉图开始就认为，家庭是属于女人的，男人应该到外边去，到广场上去，搞广场政治等等。而现在几乎所有研究都证明家庭教育对于人品的成长、对于社会凝聚力的形成是多么地重要。

在庞培古城柏拉图学园发现的马赛克图像

主持人：就像刚才范老师分析西方的一些政治理念的起源是一样的，它是一种流动性的，它不需要对这片土地、不需要对以我为中心或者我周边聚居着的这几个人负责。范老师刚才演讲当中还说到了对人民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就是我们建设一个好的国家、建设一个好的社会时对人民负责任。我觉得这个负责任的理念也是非常与众不同的，是不是也是中国特色？

张维为：对，实际上中国政治文化中，民心和民意是略有区分的，两者既相连，又不完全一样。民意更接近于我们现在讲的公众意见、公众看法，而民心是一个相对更长期、更稳定的东西。所以孟子讲的是民心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的份量比民意更重。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要对整个民心负责，对整个中华文明的永续发展负责。这就是我讲的“文明型国家”，它是有这样的一种责任感的。

从这一点出发，你就可以挑战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它关注的是此时此刻的部分选民，年轻人喜欢这样的选择、老年人喜欢那样的选择，最后是51%：49%，51%就胜了，赢者通吃。这个制度不对下一代负责，不对国家的整体利益负责，所以它必然是要出大问题的，必然是一路走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