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引用的讲中国政治模式、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些关键概念，都是来自于《尚书》。”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最核心的部分还是在我们的经典文献里，特别是政治思想和治国理政智慧。”

“古人的经典智慧，在当今如何被应用在国内外的政策上面？”

许多国家都在关注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发展模式的背后是中国的政治智慧和现代政治文明，而这些也都在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能够找到根源。在东方卫视7月15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围绕相关议题展开了探讨。

《这就是中国》第242期

范勇鹏演讲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两个结合”中的第二个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丰富而系统的经典文献，它们筛选保存下了历代先贤的思想智慧，每一代人读经典，都可以从中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我常想，这一点跟今天非常热门的人工智能是异曲同工的。我们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这些经典保留下来大量的信息，它就像大数据一样，我们每一代后人面临新的应用场景的时候，可以像“机器学习”那样迅速地从经典中获得经验，从而使我们中华文明可以在几千年里不断迭代和演进。

传统经典浩如烟海，我今天就以《尚书》为例，跟大家聊一聊其中所包含的政治智慧。

《尚书》最早成书于上古史官之手，保留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和言论，还提出了好政治和坏政治的标准，指出了天命和民心对政治的要求，总结了治国理政的一些具体方法。党的历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尚书》，比如毛泽东主席多次谈到《尚书》，习近平总书记也经常引用其中的金句。

我就围绕着其中的一个主题“政治责任”这个问题来展开谈一谈《尚书》中的相关内容。

第一点，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来认识政治责任。

观察当今的世界政治，我们会发现一个大问题，就是很多国家的政府和政客是不负责任的：竞选承诺我可以不兑现、政治表演哗众取宠；对内不解决社会民生问题、对外纵容甚至策动危机和战争。其实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本身就包含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特性。

反观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以人民为中心，承担起对中国人民的无限责任。脱贫攻坚、民族复兴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政治责任的具体体现。

政治责任这个概念，就是《尚书》最早提出的重要概念之一，《尚书》有很多篇章都会强调国家和治国者要担起责任。比如《尚书·大禹谟》中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也就是说治国者你要为民众的福利负起积极的责任；后来孟子的思想便是从这一句里阐发出来的，这里边也提出了世界上最早的脱贫理念。

既然对人民的责任如此重要，那么《尚书》就指出，治国者面对责任，要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这一点也是中西方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

比如西方式的广场政治文化，它崇尚的是演讲、辩论、说服，所以它自然就会产生出表演型的、诡辩型的政治行为。最典型的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今天西方就是典型的表演型政治。

特朗普与拜登首轮辩论CNN视频截图

而在中国文化中，政治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因为中国上古就产生于万国之合，地大人多，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生死是不容儿戏的。因而《尚书》中不断重申要对治国理政抱着极其敬畏甚至警惧的态度。

比如《尚书·皋陶谟》里边就讲“敕天之命，惟时惟几”，就是说治理国家的时候，要时刻保持警惧的状态；《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治理国家要像用腐朽的缰绳驾驭着六匹马拉的车，当然要高度警惕；《尚书·汤诰》中也说要像面临深渊那样“栗栗危惧”。这个精神在《诗经》里边表达为“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们中国领导人多次引用这句话，就是要求党的领导干部保持清醒头脑，既要戒惧谨慎，也要有一种临深履薄的勇气和担当。

第二，政治责任要求如何对待人民呢？

大家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搞选举才能让政府对人民负责。”可惜我们看到的西方式选举是一种时效性很短的临时性授权，通常只有四五年，那么政客的一个理性选择就是：“我先吹牛承诺，迎合选民，上台再说”；一旦上台，“我也不需要去兑现承诺，因为我要忙着几年后的竞选了”；等任期到头，拍拍屁股走人，“哪怕我身后洪水滔天”。

但是我们的选举是非常不同的，因为我们党的领导决定了我们是一届一届“接着干”，而不是“对着干”，每一次选举不会清零上一届政府的责任。《尚书》很早就涉及到这个问题。比如《尚书·大禹谟》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前半句就是说不能为了迎合百姓而违背治理的大道，后半句是说不能为了一己之私利而违背百姓的意见。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真正地对人民负责，决不是去盲从迎合一时一事中呈现出来的短暂“民意”，而是要认识真理、坚守正道。在今天这样一个移动互联时代更是如此，这就要求治国者要居心中正，心存大道。

当然，《尚书》那个时代这样讲，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封建贵族阶级对人民的统治。我们共产党人不同，人民立场是我们的根本立场。同时我们党也是人民的先锋队，我们要肩负教育人民、领导人民的重任。正如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在中央党校的一个讲话中所说，共产党员要当学生，也要当先生。当学生是向人民学习，当先生就是要教育、引导人民，要有当先生的精神，但没有当先生的架子。

第三，政治责任提出的一个要求就是“天下为公”和自我革命。

西方政治制度自称为“民主”，但是不管是汹汹民意所造成的多数票的压制，还是所谓的宪政程序所造成的少数人的专制，它其实都是某些集团私利压倒了整体公益。在这样的制度下，一定会出现代表私利集团的政党，互相争权夺利，派性至上。

而在《尚书·洪范》篇就提出“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要求治国者要遵循公正的大道，不能偏向任何特殊利益，不要结党营私、以私废公。这个理想就凝练在“天下为公”四个字上，“公天下”成为中国人心中的一个神圣理想。但是直到我们中国共产党，才真正能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践行这个理想。党从建立起就是为了人民利益，追求“天下为公”，到建党百年之际，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坚持“天下为公”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中国人就产生了最早的革命精神。

根据《六韬》的记载，姜太公有一次跟周文王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他的意思就是，不管任何人、任何政权，如果追求门户私计，不能践行“天下为公”，就必然会失去天命民心。

因而，《尚书》在不少篇章里边都讨论了革命的问题。比如《尚书·召诰》就讲，“不可不监于有夏”、“不可不监于有殷”，无比重视夏商亡国的教训。《尚书·仲虺之诰》里也说，夏桀失德，陷百姓于水深火热，而商汤吊民伐罪，所以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尚书·泰誓》则直接把商纣王称为“独夫”。因而商汤和周武的革命，在《尚书》里看来是非常伟大的，在《易经》“彖辞”里被定性为“顺乎天而应乎人”。

时至今日，我经常在重温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时读到的那几句话——比如“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都会联想到《尚书》中的这些篇章，能够感受到一种数千年历史的回响和升华。

汤武革命之后，他其实也面临着一个怎么不失掉天命的问题，所以《尚书·仲虺之诰》就强调要“德日新”，每天都要自我反省，这种维新精神同样也体现在《诗经》里的“维新”和《礼记》里的“日新”这些思想。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党提出了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这两个答案，这无疑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呼应、升华和创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政治智慧和政道思考。

《尚书》是我们政治智慧的一个宝库，我今天只能挂一漏万。

近年来，我们看到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繁荣景象，文化、考古、服饰、建筑、艺术、民俗等领域都焕发出了传统之美。不过我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最精华最核心的部分还是在我们的经典文献里，特别是其中的政治思想和治国理政智慧。

像《尚书》这样的经典，它不仅仅是儒家的经典，它也是道家的、墨家的、法家的等等各种思想共享的经典。这些经典里的智慧，也不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国学或者历史文化研究所能够涵盖的。

经典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常读常新。比如近代的仁人志士，包括我党早期的革命家，很多都是从经典中去重新挖掘和复活了很多东西，比如经学，比如墨家、法家、佛家的一些宝贵思想，推动了中华文明的新生。经典也回答了很多人类普遍性的问题，有利于我们理解和应对未来的新挑战，需要我们从国际比较和现代科学的视角来不断地重新发现。

今天我们的经典教育和普及还非常不够，对传统文化的激活和创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相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会伴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大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