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互动

观众：西方国家长期处于一神论的宗教信仰之下，但是它们并没有形成统一、实现统一，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思想；而我们中国却能够在百家争鸣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最终赢得统一，且在每一次的战乱之后都会回归统一。为什么我们中国会成为这样独一份的存在？

张维为：我发觉很多东西现在只能用文化基因来讲，当然这基因跟当时所处的地理、人文环境有关系。

欧洲作为一种次生文明，它是用拼音文字，不同的方言用拼音写下来，慢慢就互相读不懂了，后来变成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结果欧洲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一部宗教冲突史。相比之下，秦始皇统一中国，你看他东巡立下的七块石碑，文字说得非常清楚，统一就是为了止战。包括为什么秦始皇要统一文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中央政府的命令能够传达到基层，大家能够看懂。中西的文化基因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分开，然后就不一样了。

另外，西方推崇一神教，而我们讲究宗教包容，是世俗的文化传统。你现在回头看马克斯·韦伯所写的现代国家，它的核心概念实际上就是世俗化——政教分离，宗教就是宗教，政治是不受宗教影响的，是专业的，官员的选拔不是靠亲戚朋友拉关系，而是通过选贤任能，通过考核。实际上这些东西我们是世界上最早做起来的。

范勇鹏：我讲过一个比喻，这文明就像一个手机硬件，你光拿一个手机是没法用的，里边要装软件，要装不同的操作系统，看你装的是安卓、iOS，还是鸿蒙。

比如说，地中海历史上曾经统一过，或者说在不同程度上也都有过不同范围的统一，但是它在选择一个什么操作系统的问题上遇到了一个难题：古罗马的那种多神的体系非常地原始，最后它不得不选择了一神教，而一神教这东西比较麻烦，它是互相排斥的，就相当于我手机装了苹果系统，就用不了安卓的应用，它就会导致基因里存在分裂的因素，解决不了。所以你看从罗马三世纪采用基督教作为国教之后，地中海世界就永远地陷在分裂之中，今天都没有再实现统一；我们往后再看一千年，它还是统一不了，就是因为它的“软件”出了问题。

主持人：假设一下，如果当时罗马帝国统一的时候，它没有选择一神教，而是选择另外一条，或者就保留它原有的那种多元，后面可能会怎样？

范勇鹏：那可能就是一条不同的道路。其实我们中国就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我们中国在夏商时期也是很重神的，但是到周朝我们开始扩大神的群体，慢慢地，人和神的关系就没那么界限分明了；礼崩乐坏后，老子出来，提出用一个道来作为大家共同尊重的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后来“道术将为天下裂”，分成诸子百家，之后又不断地走向世俗和理性；因为历史最终是由人民来选择、创造的，所以最后变成了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

观众：在形成中国概念的历史过程中，人们如何建构和维护自己的文化认同？这种认同又是如何与这个中国概念联系起来的？

张维为：这问题涉及中国这个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我觉得这和中华民族的概念的形成发展有共性，或者说，它和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是连在一起的。

费孝通先生讲过一个观点，他说中华民族这概念，过去是“自在”，后来变成“自觉”。“自在”就是指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但你可能日用而不知，而从外边来看，这个区域内都叫中国，这些人都叫中国人，只是你自己还没有很强的主体意识。某种意义上，如果从国家角度来讲，那时我们还是一个传统国家，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所谓传统国家，就是大家在一片土地上生活，属于同一个文明，大家都知道我们属于同一个地区的。

变成“自觉”的中华民族后，中国就成为了现代国家。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开始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直到抗日战争才真的形成了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

我记得陈毅、邓小平他们到法国留学的时候，勤工俭学，有不同地方的工人一起唱歌，人家都唱自己的国歌，当时中国名义上也有国歌，但大多数国人都不会唱，甚至不知道。陈毅他们就唱法国《马赛曲》，但唱自己的歌词，以表示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现代国家”的定义确实是西方创造的，但我们用起来，比方国歌、国徽、清楚的主权边界等等，这些东西是近代形成的。我们形成最强的中华民族意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日本要灭掉我们这个民族，灭掉我们这个文明，这个时候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整个的中华民族的意识就非常强了。像清朝晚期打仗，大多数百姓都不了解怎么回事儿，中央政府也没有多少军队，老百姓把它看做是朝廷的战争，跟我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但到抗日战争就完全不一样了，全民一致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

如果用学术概念，过去那段时间是传统国家，到近代就逐步变成“文明型国家”或者叫“文明型现代国家”，今天的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而古老的文明没有中断，古老的文明使它与众不同，精彩万分。

资料图来源：新华社

主持人：说到古代中国，我想问一下范老师，民众个体怎么建立这种文化上的认同？

范勇鹏：其实张老师讲的现代中华认同的形成，在历史上也面临过类似的情况，因为我们这个文明大多数时间里不用特别强调认同。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眼睛所能看到的世界里边，最发达、最繁荣、最高贵的一群人，所以我们叫华人——“华”在历史上指的就是气宇轩昂、高雅华贵的一群人。所以我们不是特别需要建立认同，但是总会遇到危机，每次遇到危机的时候，这种认同就会崛起。我们在抗日战争遇到的就是这样一次冲击。

刚才张老师提到费孝通，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就是说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像是向一个池塘里扔了一个石子，一圈一圈地向外荡漾。其实我年轻的时候读费孝通的书，不太觉得差序格局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当时觉得西方人讲的那种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的、以契约精神为基础的一种社会多好啊，这是一个很现代的社会，而我们这个是老土的、过时的。但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我们中国的这种差序格局是一种更高级的、更可贵的文化。

说到认同的问题，其实也是这样，你要想建立一个认同、维护自己这个认同，首先要自爱、自尊，然后自豪，然后才可以建立起这样一种文化的认同。它其实像一个池塘里的涟漪一样，必须要从一个中心往外发，从自己的内心往外发。

像我们《礼记》讲叫“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它隐含的前提，首先我要亲其亲、我要子其子。在春秋时期管仲说过一句很好的话，我读历史读到时很感动，他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首先要站在我们中华民族，站在我们这个群体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同时，我们推己及人。所以我们中国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所以中华民族的这个认同，首先就要建立在对自己的这套遗产、我们现在的成就的充分的自信、自豪的基础上，然后以自信、自尊的心态来面对世界，同时以善意来面对世界，我们才能够建立起一种良性的、坚固的认同。

主持人：两位都说到了，我们政治文明必须要有非常强大的核心力量，才能成为中心点，不断地向外散发文明的力量。个体也是，内心要非常坚定，比如说有政治文明的信仰，有对这个国家民族文化文明的信仰，然后才能散发出力量。

张维为：我们还要从文字来讲，一个词就可以说明，就是汉语中的“国家”。这个词是“国”和“家”连在一起的，它背后的文化是家国同构，这既是历史的，又是非常现代的。没有家哪有国，没有国哪有家，它是互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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