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党史，周恩来无疑是凝聚党内团结的核心人物、也是一位伟大的外交家、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我们那一代人的偶像，大概都是周恩来。”

“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亲手起草了发言稿。著名的“求同存异”就是在这个讲话中提出来的。”

“在新时代，我们的外交是怎么样去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

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103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张维为教授和中国前驻埃及、沙特阿拉伯大使，中国前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大使一起来到上海大学，针对周恩来总理的成就和贡献进行了演讲和回答观众提问。以下为观察者网根据节目内容整理的文稿。

张维为：

很高兴在建党百年之际来到有红色基因的上海大学。上海大学的校史可以追溯到1922年，它是国共合作时期创立的大学，中国老一辈革命家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李硕勋、杨尚昆等都曾在这里学习或工作。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和大家谈谈另外一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周恩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周恩来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一个不朽的名字。

我们在《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多次谈及周恩来，我记得有次一位非常年轻的小观众问我，张老师，你年轻时候的偶像是谁？我毫不犹豫地说，我的偶像，我们那一代人的偶像，大概都是周恩来。

今天50岁以上的人们一定记得，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的时候，整个国家顿时陷入巨大的悲痛，我当时在上海一个工厂工作，听到总理去世的时候，车间里所有的人都开始哭泣，马路上、汽车上、到处都是泣不成声的普通的老百姓。

我记得毛泽东主席在《愚公移山》这篇著名的文章中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周恩来就是一个感动“上帝”的人，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1976年1月11日，百万首都群众洒泪十里长街，自发为总理送行，成了我们这代人乃至今后很多代中国人的永久记忆。周恩来往往也能够感动他所见过的几乎所有的外国人。抗战时期，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代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共产党派出对接外部世界的代表。

周恩来总理纪念铜像。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到重庆访问的人士很多，他们中间既有上层人物，像美国的副总统华莱士、共和党的领袖威尔基等，也有同情中国的各界人士，有记者、有教授、有职业军人等等，其中很多都是支持国民党的，但是周恩来君子坦荡荡，与这些外国人士广泛接触，努力影响他们，他们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例如，1941年的时候，美国著名的作家海明威和他的妻子玛莎·盖尔霍恩曾经到重庆采访周恩来。海明威妻子盖尔霍恩几乎凭着女人的直觉，当时就说：“我们认为周恩来是胜利者，是我们在中国遇到的一位真正的好人，如果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典范的话，那么未来就是他们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美国《时代周刊》当时的驻华的记者叫白修德，他也说，一见到周恩来，自己的任何怀疑、任何不信任就荡然无存了。白修德给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周恩来是一个有巨大魅力和智慧的人，他与所有国家的大使馆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成功地使几乎每一个与他有接触的人都接受共产党对所发生的事情的主张和立场。”

当时美国驻重庆的外交官叫谢伟思，他也这样回忆周恩来，“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他靠着冷静和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和世界知识让人理解他。”

在周恩来的影响下，许多外国人士确信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抗日武装才是对日作战的中坚力量。总之，周恩来靠着自己的卓越才华和人格魅力，团结了很多外国朋友，为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建国后的外交工作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我自己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在外交部工作，当时外交部的任何一个办公室都可以看到周总理的照片，要么是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要么挂在墙上，可以说周恩来是中国外交事业的灵魂人物。

周恩来的外交风格是尊重别人的人格，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从不回避任何问题。1972年尼克松总统到中国来，与周恩来总理会谈，尼克松讲到如果美国从某个地区退出的话，那么苏联就会趁机填这个真空。

周恩来听了之后，很耐心地解释说，我们理解美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但事实上，国际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真空”，不存在这么一个说法。过去英国退出美洲，美国人民就自己填进去了，没有出现“真空”，同样，美国退出中国以后，中国人自己也填补进去了，中国也没有出现“真空”。听了这样的解释后，基辛格和尼克松也不得不频频地表示认同。尼克松后来自己也多次说过，在周恩来面前，“任何不信任的感觉或怀疑的判断，几乎都烟消云散。”

建党百年：尼克松访华。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此外，周恩来的外交风格还体现在头脑的犀利和成熟的心智。我记得尼克松在《领导人》中曾经写道：有一位苏联时期的外交部长叫莫洛托夫，他曾经跟美国的谈判代表说，“要是你们认为我们是难打交道的话，那等你遇上周恩来，你们就知道什么叫难打交道”。

一位美国记者曾经这样评价周恩来，他说他的头脑，“像大头针一样犀利”，as sharp as a needle。这种“难对付” 、头脑“像大头针一样犀利”的评价，在西方文化中可以说是对自己对手很高的褒奖。

我看了不少回忆周恩来总理参加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文章。当时日内瓦会议主要是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当时中美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双方高度对峙。周恩来敏锐地抓住了美国代表团内部的矛盾，哪壶不开提哪壶。有一次美方代表团团长史密斯在发言中讲了一段脱稿的话，他说“周恩来先生提的这个建议中包含一些可以讨论的内容，其中有一些甚至是可以接受的。”

但他这个发言后来遭到了美国代表团内部的攻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明确要求美国代表团第二天发言的时候要作出纠正，所以第二天另外一位美国外交官罗伯逊就全面地推倒了史密斯团长前一天的发言，说周恩来提出建议不值得讨论。

周恩来当时就质问他：“你们美国代表说话算不算数？你们团长史密斯昨天还表示我们的发言可以考虑，今天怎么就变卦了？”罗伯逊狡辩说：“我今天的发言才算数。”周恩来知道罗伯逊当年曾经在北平军调处工作，帮助过蒋介石打内战，所以他毫不客气地回敬这位罗伯逊先生说：“罗伯逊先生，我要提醒你，我们在中国是认识的，如果美国敢于挑战，我们将是能够应战的！”

周恩来敏锐的头脑又和他超级成熟的心智密切相连。1954年日内瓦会谈由于美国的阻挠，第一阶段就朝鲜问题没有达成协议，第二阶段就印度支那和平虽然达成了协议，但后来也被破坏了。

但是，日内瓦会谈本身还是很有意义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突破就是为后来持续15年的中美华沙会谈开启了一个序幕。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通过英国代表团提出了一个意向，就是他们愿意和中方探讨如何解决朝鲜战场上被俘的美军，以及在华因为违法等原因被扣留的人员。

得到这个信息后，周恩来立即在代表团内部讨论，认为即使现在美国对华政策非常强硬、非常敌视，我们还是要抓住机会，建立一个沟通渠道。中方也提出自己的建议，就是要来讨论解决中国侨民和一些科学家被滞留美国的问题。

会议期间，中美双方进行了一些非正式的会谈，后来透露出来有4次非正式的会谈。1954年7月21日，为了进一步表示中国有诚意，周恩来安排释放了4名被扣押的美军飞行员，后来又释放了11名被关押的美军飞行员，实际目的都是为了换回钱学森这位杰出的中国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