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我是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的博士生。我注意到一个现象，纵观早期领导人、革命家，他们都有比较好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如果他们顺从当时的社会政治状态，那么他们个人的未来发展和生活水平应该是不差的，但是他们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刀山火海的革命道路，我想问两位老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选择这样的革命道路，放弃已经享有的、唾手可得的个人名利？这对我们今天的个人选择和发展有什么启示？

张维为：当时那个社会太黑暗了，《觉醒年代》中毛泽东的出场的场面，我非常印象深刻。那时的场面全是讨饭的，人畜混杂，麻风病人举着讨饭的碗，那个社会太不公正了，稍微有一点觉悟的，不要说像毛泽东这样的人了，都产生改造社会的想法。后来我看了斯诺的《我在旧中国的十三年》，他写的他见到周恩来，国民党共产党开始搞抗战统一战线的时候，他说周恩来跟他讲，共产党一定能赢，国民党将失去政权。

《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周恩来就讲了一个理由，他说共产党当时在中国农村，特别是江西、湖南这些地方，任何一个村里，一下就招几百个人，到个县里一下就几千人，农民真的是非常非常贫困，堆满了干柴，就等着这个火星。他说共产党懂得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农民，蒋介石不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之后，他就产生了强烈的动力去改变这个社会。

今天是真的完全不一样，我们自己都是过来人，从来没有想到中国会像今天这么富裕，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内，以一种同样的精神，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以自己的方式做点事情。

吴新文：我们中国人有个说法，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已经成了中国的文化基因了，也是共产党继承的一个基因。从哲学上来讲，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得到存在意义上的充实感、意义感，当我们老了，快要死亡的时候，回顾自己的一生有没有遗憾？有没有后悔？觉得自己有没有努力过？有没有奋斗过？这个对自己人生的拷问，你能得到什么答案，这个是所有人的问题。

张维为：我再讲一段，因为您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我提一个建议，怎么把我们马克思主义研究变成一个生机勃勃的事业。我从实践经验中看到的，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非洲也好，我前年还去了尼泊尔，他们现在是共产党执政，他们跟我们讨论很多问题，非常坦率，而且他们也讲马克思的。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些国家很多人看待中国的时候，眼睛里充满期盼的目光，希望你给他们真理。我们有时候一些官员只会讲套话，我觉得太可惜了，马克思主义要讲人话，讲自己研究的心得、体会。你到非洲去，很多人看着你，这贫困问题到底怎么解决，我怎么也解决不了，你给我一个主意，你慢条斯理地讲，一共是八条经验，那不行的。我提出个很现实的要求，也是习主席反复讲的要讲好中国故事，这也是个新的任务。中国的事情做好了，还有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提问：我是来自复旦大学国务学院20级本科生虞温和。前段时间关注到央行发表过一篇工作论文，里面提到东南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在于文科生的数量太多，请问两位老师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张维为：东南亚国家我几乎都去实地考察过，和他们的大学也有不少交流。我想先谈谈东南亚这个问题。东南亚的国家千差万别，教育质量有比较高的，比如新加坡，也有比较弱，这个国际社会都知道。

文科的问题在于它是商业行为，办大学光办文科比较容易，理科、工科要实验室，要大量的资金，中国有大国优势，什么专业都可以设，各种各样工程的大学，小国家没有这个实力。所以讲到东南亚文科生太多的问题，我可以理解的，尽管我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不大接受，它对中国这样的情况不太适用。

我对西方概念比较谨慎，我们要解构它，因为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可能只适合于一些特定的情况，对中国不太适用，我们的国家规模太大了。我觉得在中国这个话题能够引起一定的反响，恐怕跟人们普遍讨厌公知有关，而公知大多是文科生，理工科的很少。

理工科比较尊重事实、逻辑，比较实事求是。为什么学文科的人会出现这么多不自信，如此贬低中国自己的文化、历史、传统？我个人认为，过去几十年，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受西方话语影响太大了，特别是政治学、新闻学、法学、经济学等，我承认我们引入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中也学到不少东西，但是代价也非常大，导致中国故事讲不好，讲来讲去向西方靠拢，认为西方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

现在我们老百姓都觉醒了，这次疫情防控差别这么大，一些人居然还觉得西方制度优秀，当然这些人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小了，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越来越自信了。关键不是文科生多还是少，关键是质量高。如果我们的大学培养出来的文科生、理科生、工科生都是高质量的，就不会有这个感觉了。如果我们有一流的艺术作品，一流的散文家，一流的诗人，一流的音乐家，一流的影视作品，那多好啊。

吴新文：我觉得文科生太多这个观点是一个大归纳，大归纳往往要有问题的。要具体分析是哪一种文科生，通过什么途径来培养，文科生自己的追求是什么，如果都是那些言必称西方的，学了西方一些皮毛理论，就以为真理在握了，道义在我了，然后就可以教训中国了，那这样的文科生是越少越好。如果文科生能够立足于中国大地，能够做实事，那这样的文科生太少了，还要极大地补充。

提问：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是国务学院2020级社会科学实验班的张傲。弗朗西斯·福山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被张老师在多个场合成功驳斥，并且已经是一个破产了的理论，那么在我自己学习党史的过程中，我有这样一个预感，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的光辉历史，是不是也可以证明某种历史的终结，您觉得除了我们的伟大的抗疫成功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标志事件发生，来证明一个全新意义上的历史的终结？

张维为：我觉得这场疫情防控是一个分水岭，去年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说不可能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而更可能是西方的“切尔诺贝利”。我想起《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所有欧洲的反动力量为驱逐这个幽灵而结成神圣同盟”，现在是一个中国模式的幽灵在西方徘徊，所有的反动势力都结成某种同盟要驱逐这个幽灵，但已经无能为力，已经过了临界点，没有办法了。所以美国和西方现在非常心乱。

你提到福山，当时辩论我就跟他说，美国这个国家，它缺少一些智慧，你们打了这么多仗，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越南战争等等，战术上赢了，战略上都输了。今天你们把中国当成冷战的对象，想办法围剿它，这是巨大的战略错误。你们应该换一种思路，否则会感到遗憾的。

提问：老师们、同学们、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微电子学院19级研究生李伯轩。有两个问题要问，第一个是芯片制造和设计领域，中国面临着以美国为首资本主义国家严密的技术封锁，我们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去看待并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现在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向世界其它国家，比方说亚非拉或者给受美国压迫的人民带去马克思主义，带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道路和方法？

张维为：我谈点芯片之争粗浅的看法，我一直这样说，美国制裁我们，对自己打击也很大。这些企业本身，出于利益都不愿意打，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分为二，对我们有伤害，对它们也有伤害，看谁经得起这个打击。

我个人更加看好中国。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解放军部队，包括军工一些产业真的很自信。美国封锁什么，我们一定能生产出来，而且造得比他们好，有我们的独门绝技。这种自信心很重要，实际上我们实践都证明这一点，包括最近的航天工程，在美国的封锁下，中国还是做出来，而且有些东西美国还做不出来。所以我觉得，一旦我们实现突破之后，一定要记住给特朗普颁一个“特殊贡献奖”。这个事情上恐怕美国心里更害怕，他们知道中国人有这股劲。

第二个问题是传播中国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西方已经通过他们的媒体，把中国描绘得如此之落后、黑暗、种族屠杀等，我一直主张我们互联网要放开，不用谈政治，就把手机支付，晚上12点钟女孩子可以在马路上走路等这些日常生活传播出去，展现一个生活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震撼他们。我们不说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传到美国，因为我们坚决不把中国模式强加于人，但把一个客观的中国介绍给他们，就可以产生震撼。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