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解体令人扼腕，而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那么，戈尔巴乔夫是如何瓦解苏联的呢？

（网络图）

一、政治自我否定

在政治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把一些民主原则如多数原则、公决原则、选举原则、公开原则等绝对化和简单化。

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把1800万苏共党员贬为“保守力量”，另一方面又把大多数人看成绝对正确，永远正确。在反思历史的浪潮中，在1989年春被戈尔巴乔夫视为“自由选举”的第一次人民代表的选举中，大肆攻击苏共、社会主义和苏联的演说和宣称成了反苏和反共势力不二的获胜砝码。

二、舆论公开绝对化

在1987年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把“公开性”看作是“社会主义的特征”，1988年初，戈尔巴乔夫对宣传舆论界提出，我们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

公开性的矛头直接对准苏共要害和软弱之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时间，对苏联以及苏共历史的肆意抹黑和歪曲评价造成了社会思想的混乱，动摇了人民的社会主义信念，引发了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矛盾激化。

在国内积极推行“公开性”的同时，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境内外积极宣传对外政策的“新思维”。1987年，戈尔巴乔夫所著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出版。一方面鼓吹“文明社会价值”和“核时代的文明”，一方面单方面在外交战略上主动向西方让步。

三、思想内部瓦解

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召开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强调“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在这之后几年的时间里，戈尔巴乔夫发起的“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运动给苏联社会带来严重后果，使苏共逐渐丧失了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

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最终导致全党思想混乱，理想发生动摇，失去信仰，激进的西化自由主义思潮迅速泛滥起来。

四、历史清算与社会复辟

在民主化、公开性的背景下，80年代后期，苏联社会掀起了一股“反思历史”的热潮。这股历史反思浪潮延误了改革时机，使社会分裂，使苏共丧失了威望，甚至成为历史的“罪人”。

一些报刊文章作者否定苏联体制，认为斯大林体制是典型的“行政命令”体制，是“极权主义”，是万恶之源。

与此同时，对斯大林主义逐渐转变为对批判布尔什维克主义、否定十月革命。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提出，十月革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与斯大林实际上有着直接地联系。

1988年以后，苏联社会上某些势力利用反思历史的机会，积极推动所谓平反历史错案运动，造成了强大的声讨苏共历史的舆论声势。报刊上要求恢复名誉或描述历史案情的文章越来越多，形成强大的舆论冲击力，严重动摇了苏共和苏联制度的根基和基础。

五、权威散落与治理失败

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忽左忽右，经济改革不见任何成效，人民生活日益恶化。这更是给分裂势力和激进势力提供了口实。

激进势力和分裂势力开始放下不久前喊出的“反特权、反官僚机构”的口号，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苏联及其国家制度。

从此，苏联社会的政治热潮更为高涨，经济问题仿佛被遗忘在一旁。1989年的差额选举、苏维埃大会的辩论，引发了苏联社会从未有过的“政治高烧热潮”，电视直播党代会使之变成了“全民的政治节日”。

苏联各阶层感受着从未经历过的政治兴奋。全社会仿佛溶入滚滚的政治改革洪流之中。

一方面是社会情绪逐步升温，政治领域“高烧不退”，另一方面则是中央权威丧失殆尽，各地纷纷抗缴税款，你争我夺，各自为战，经济割据现象严重，地方分离、民族分裂的危险步步逼近，苏联存亡已危在旦夕。

六、民族冲突与国家分裂

80年代末期，在苏联内部，政治松动和经济困境促使民族区域的离心倾向也愈发明显。部分民族地区的领导人认为，是苏共将苏联领进了“死胡同”，苏共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了。

在这种社会气氛中，“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成为苏联许多地方都吸食的麻醉剂”。首先，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首先打出“主权和独立”的大旗，三个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在“民主集中”的原则下，扩大党内民主，同时，一些名为“人民阵线”的民族分裂组织在各地成立，直言“独立于苏联”。

在这种政治气候下，许多民族官员开始涂抹“民族主义的色彩”，撇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借以吸引选民的注意。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起了领头羊的作用，他们与苏联境内的民族分裂势力遥相呼应，反苏共、反中央，拉起了“独立”、“自由”的大旗。这样，戈尔巴乔夫所代表的苏联和苏共“腹背受敌”，“民族独立”和“民主化”像两把利刃直逼而来。

七、政治反对派横空出世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和新思维的号召下，自1986年，苏联社会开始出现一些新生的非正式组织活动。

1987年，非正式的组织活动已经蔓延到苏联一些大中城市，并以辩论会、俱乐部、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小组等形式出现。

1987年底之后，一些组织的思想和主张开始不断激进化。特别是一些反社会主义和反苏共的组织更加积极，如“民主和人道主义”小组等。与非正式组织相呼应，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境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分离情绪越来越严重。

随着公开性的推进，一些地下刊物也开始露出水面，并得到苏联一些大报和西方电台的支持。苏联解体之际，这类非正式出版物成为宣传各类反社会主义、反苏共的阵地。

而上述非正式组织，有的演变成为政党如“民主联盟党”，有的成员则成为自由主义改革的领头羊如盖达尔和丘拜斯，这些非正式组织也称得上是培养自由主义或某些极端势力的初级党校。

八、走向政治激进主义

随着社会思想的激进化，各种思潮沉渣泛起，一些从西方教科书中照搬过来的粗糙的“自由谎言”和“市场神话”盛行一时。苏共后期的领导人习惯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香风美酒，已经失去了战斗力和号召力。经济改革不见成效，奢谈民主和自由，政权摇摇欲坠，政治上已经自身难保。

1990年前后，戈尔巴乔夫一会儿宣称“中间道路”，一会儿宣称要实施紧急状态，但无可奈何花落去，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旗号不久便轻易地被自由激进或民族主义势力所取代。

本文节选自张树华研究员的新书《俄罗斯之路30年》（中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