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什么说国家能力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相对而言，发展战略的分析框架对于理解二战后那些经济发展成功者的成功之道非常重要，毕竟它们作为后来者，将先行的工业化国家或发达经济体视为可以模仿和追赶的对象，所以在经济发展方面执行什么样的追赶政策就变得非常关键。

而作为先行者，如近代欧洲等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前就已崛起的那些经济体则有所不同，它们的经济发展主要是早期的商业联系和创业活动自然演进的结果。也因为这个缘故，西方经济学家为理解经济发展现象提供的所有理论，包括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强调市场机制和市场经济所依赖的那些基础制度如何重要的理论。

这显然是基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他们看到，私人产权和契约关系的拓展、企业家精神、资本市场等等都很重要。制度经济学家诺斯（Douglas North）等的新经济史学更是将其发扬光大，强调了这些制度对理解西方世界崛起的重要性。

但问题是，按照这样的理论预测，贫穷落后的国家，因为长期缺乏这些制度，经济是极难发展起来的。事实上，大多数欠发达经济体确实至今依然贫困，但为什么在二战后东亚地区和中国等少数经济体可以成功实现经济追赶和发展呢？

这说明，这些地区（包括中国）一定采取了一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其制度缺陷和市场经济发育不足的政策或战略，进而扬长避短，而且这些做法一定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被追赶的对象，也就是发达国家在技术、资本和市场规模方面的长处。所以，如果要寻找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秘诀，其实也要同时看到欧洲以外的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在经济成功发展道路上可能具有的相似做法。

这意味着后来者对发展战略的选择和执行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的视角会为我们审视国家能力以及政治精英质量等涉及政治方面的差异提供新视野。因为如要讨论战略就必然会涉及国家，这就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后者的理论总体上是关于市场机制的理论，主要是汲取了现代欧洲早期的经验。

某公司变速器零件数字化生产线，智慧物流小车在进行物品运输。 新华社

所谓发展经济学，本来就是关于后来者如何追赶先行者的经济学，自然就需要关注国家能力、战略和执行等层面的问题。同样，这也是我们思考中国经济成功发展时必然会关注的重要问题。只有理解了这些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才能构建起一个支撑经济发展理论的概念框架。

谈及国家能力，有必要看到这个事实：也就是，二战后追赶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成功案例并不多，而且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醒我们，国家能力对于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而在发展中世界的大多数地区，孱弱的国家能力几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事实上，很多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禀赋条件甚至优于东亚地区，但是正因为缺乏国家能力，它们在制定和执行可行的发展战略方面难以与东亚地区相比。其中当然有历史的原因。

很容易发现，在东亚，所有发展成功的经济体在其发展早期都是西方所谓“威权”的政府，实质是国家能力比较强。多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去发展中国家考察时就发现，很多经济体发展不起来的主要原因就是国家能力太弱，不能有效保护产权，甚至不能维持政治的秩序，包括社会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要推动经济发展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发现，东亚经济的成功与这些地区的政府有比较强的发展意愿有很大的关系，表现为政府有非常明确的发展目标、很强的发展激励，这并非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在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东亚地区的政府常常被冠之以“发展型的政府”的称呼，而这是有道理的。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东亚地区的政府具有较强的发展意愿。

更重要的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未必缺乏发展意愿，但政府的这些发展意愿可能受到了各种政治上的约束条件的牵制，最终未能取得实效。事实上，这正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在国家能力方面出现差异的原因。

理论上说，所谓“威权”政府之所以有更大的概率能够转变成发展型政府，很大程度也与决定政府合法性的来源有关。在所谓“威权”政府中，经济发展往往被作为政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也就是它的合法性更多地来自政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所谓“威权”国家反而有更强的追赶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意愿和更明确的发展目标及发展战略。

三、中国是如何转向出口导向战略的？

很容易看出，在第一节介绍的代表性理论中，除了林毅夫教授倡导的比较优势战略分析框架之外，大多数理论都强调了中国在成功实现经济发展方面的独特性，如M型结构、双轨制的转轨策略、独特的中央地方关系、传统文化等等，都比较具有中国特色。

以上独特性对于理解中国经济的成功崛起是很有帮助的，但本文仍将在发展经济学的框架里观察中国的经验，特别是从发展战略转变的视角来理解中国经济的成功。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成功逻辑与很多二战后成功的新兴市场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体）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并非重复了它们的故事。

2024年5月9日，货轮在江苏连云港港集装箱码头进行装卸作业新华社

一个最直接和简单的经验观察是，中国在过去4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经历了可贸易部门的快速扩张，特别是制造品出口规模的扩张。这可以从贸易依存度与出口依存度的数据中直观地体现出来。在发展经济学的文献里，较高的出口依存度和贸易依存度也是经济学家观察到的“东亚奇迹”的最重要的现象。

虽然二战后日本的贸易依存度指标相对低于东亚“四小龙”，但根据日本京都大学刘德强教授提供的数据，日本实际上早在明治维新之后到二战前这段时期就已经历过快速的出口扩张和贸易依存度提升。而且，日本的经济体量比“四小龙”大得多，这也是它在二战后的贸易依存度不如“四小龙”那么高的一个原因。

中国和“东亚奇迹”的经济体在经济快速发展中都拥有很高的贸易依存度，这是解释东亚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的经验现象，也显示出通过出口促进战略参与国际大循环是这些经济体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对这些地区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进行研究是解释它们为什么获得经济成功的一个更具一般性的理论起点。在发展战略的框架里提出进一步的理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可以对主流经济学和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的分析范围进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