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全球化是罪魁祸首吗？

张军还记得，2012年他在上海与畅销书作家《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见面的情景。

弗里德曼是全球化热情的吹鼓手，当时他的新书《曾经的辉煌》刚刚出中文版，湖南一家出版集团邀请弗里德曼来中国做巡回演讲。其中有一场上海的活动，张军作为中方特邀嘉宾与弗里德曼展开对话。

“全球化对于经济的改变到底是什么？全球化是否加大了贫富差距？”主持人抛出了这样的问题。

《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是全球化最热情的吹鼓手。网络

中蓝传媒的董事长龚曙光引用了弗里德曼的观点回答：

当世界扁平化、数字化之后，过去的很多职业实际上已经被改变了，属于人类可供选择的传统职业已经变得很少了，因为人脑正在被数字化的计算机器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托马斯认为人类最重要的功能和使命应该是创造……创造的能力是每个职场人都必须具备的，因为非创造性的工作岗位在未来职场将越来越少，而创造性的工作岗位将越来越多。

那时候，中美学者对于未来的期待仍然在全球分工的共识之下：在全球化逐步深化的背景下，国家的界限已经被打破，从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过去的分工是美国制造汽车，中国生产鞋子，这是横向专业化分工；而今天的分工美国的汽车由许许多多的国家参与生产，飞机制造有40多个国家参与其中，这是纵向专业化分工。横向分工变成纵向分工之后，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整地生产一件产品。” 张军说。

全球化的确改变了改变了生产方式，改变了就业机会的分布。但问题在于各国政府如何应对。

“比如说全球就业机会的转移，中国往往在这个问题上沦为美国舆论的替罪羊，美国的政治家和媒体经常指责中国人拿了美国人的饭碗，其实是全球化导致全球分工发生了变化。收入差距的确也在拉大，但将来会有一个拐点。最核心的问题是，公众和政府不可能被动等待这个拐点的发生，而必须要改变政策，来应对由于全球化导致的问题。”张军在回答主持人的提问时提出了和马斯金相同的建议。

然而，十年之后，学术界的争论已经演变成了地缘政治事件。国际上，全球化已经提的越来越少，逆全球化、脱钩断链、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小院高墙开始流行。

张军的此次欧洲之行，就深有体会：“在欧洲与同行的交流过程当中，他们已经不再提全球化，大家关心本国经济的热情远远大于关心全球经济。现在经济学界，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别人有没有伤害我？”

数十年来，学界关于全球化和全球分工体系的演变所积累的知识大厦，已经动摇。

“无论是全球化，还是全球分工，之前没有考虑过国家之间的边界，没有考虑过不同的国家在参与全球化、全球分工的过程，可能机会并不完全均等，获得的利益的大小可能也不同。”

“这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疏忽，最重要的是，当美欧等发达国家的企业把一部分生产活服务外包出去之后，最后发生了什么？当他们看到中国在接受生产外包的过程中竟然慢慢拥有了自己的自主创新能力，甚至到后来可以跟美国竞争的时候，他们怎么想？”张军补充道。

这恰好成为影响政治、影响选民的主要因素。

但是，全球化就是罪魁祸首吗，逆全球化能不能解决本国的问题？

全球化对各国都有利弊，美国有铁锈地带，中国的中西部在全球化过程中同样与东南沿海拉开了差距。中国在过去四十多年，即便满大街都是国外的汽车，也没有太多人抱怨；但中国的新能源车刚刚出口到欧洲，就迅速成为欧美国家朝野讨论的敏感话题。为什么中国和欧美国家在对待全球化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因为“欧美国家从来没有转型的观念”，“中国天天讲转型，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停留在抱怨上，而是主动适应和应对变化”，张军说。

”转型很重要”，张军强调。他近期对于全球化的思考落脚到了“转型”二字上。 言下之意，在张军看来，全球化并不是罪魁祸首，真正的责任是美西方的民选政府，他们没有应对全球化实现转型的机制和头脑。

5.中国的成功故事，是成功应对全球化的故事

张军在欧洲的时候，西方政客和舆论“克鲁格曼”式批判“中国倾销产能”的言论正盛。他去了法国、比利时和芬兰等地，接触到很多人，走到哪里都会被问起，对“中国的产能过剩”怎么看？

张军提醒说，如果用“产能过剩”这个词来批评中国，是完全忘记了我们都生活在全球分工格局下的现实。

“如果说，这是中国输出产能，这本应是褒义词，而不是贬义词。因为这就是全球化的含义，这也是全球分工格局形成的一个完美的结果。”

“不仅如此，如果仅仅关注输出产能，其实就完全无视了中国是一个进口大国的事实。”张军补充说。

中国每年从发达国家进口大量的农产品、关键零部件、软件、集成电路板等中间品和高精尖技术产品。除此之外，中国的服务贸易还长期保持逆差。比如2023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达到2294亿美元。那么谁在输出服务呢？谁在输出那些高端的产品和技术？正是发达国家。那么，发达国家向中国的大量出口是否也可以定义为对方在倾销过剩产能？

“如果中国没有参与到国际分工，如果中国没有成为制造业的中心，我觉得发达国家的福利状况会比今天更糟，而不是更好”，张军强调。

为什么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发达国家会经历20年“大缓解”时期。“大缓解”是伯南克提出的概念，意思是指“低通胀的繁荣”，经济很繁荣，生产力增长很快，但又不经受通胀的困扰。美国的老百姓因而享受了大量来自于中国的廉价优质的产品，这正是国际分工形成的。

“对任何国家来说，全球化并不都是福音。如果你因为接受外包而被长期锁定在低端产业轨道上，或者你过早开放市场毁掉了本国脆弱的产业，这些都是风险。”

1980年代以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但全世界真正能借助参与全球化而崛起的经济体并不多。中国是极少数成功的案例。看上去中国的确抓住了这个机遇，深度参与了全球化，很好地发展了自己的制造业并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西方有多少人思考过：中国的成功是必然的吗？是因为全球化偏爱了中国吗？

2012年3月，苹果CEO蒂姆-库克(Tim Cook)参观新落成的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工厂的iPhone生产线新浪科技

十多年前，海外内媒体都还在关注中国的“血汗工厂”。而中国国内，从高层官员到民间，“中国人生产1亿件衬衫才能买得起美国一架飞机”的哀叹，何尝不是中国对全球分工格局中获益较少的愤懑和抱怨。然而，吊诡的是，中国今天反而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中国的故事不是全球化成功的故事，而是中国应对全球化成功的故事”，张军说。“跟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利用发达国家的生产外包从事加工出口业务。但加工出口只是故事很小的一个部分，中国真正成功的地方是鼓励本土企业与外资组建合资企业，推动自己的制造业转型和升级”。

张军解释说，中国没有过早开放国内市场，这种循序渐进的开放态度，使得我们的制造业在面对大量的国外产品涌入时有了腾挪和成长的机会；否则我们在计划经济年代搞起来的大多数制造业早就崩溃了。

搞合资企业一方面可以为国际上的跨国公司服务中国消费者提供机会，更重要的是，“保存了我们的产业基础、配套能力和人力资本，一旦有了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机会，这些重要的资源很快就会被调动起来，中国本土企业就是这样迅速成长起来”。

“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并没有彻底否认全球化，也没有主张逆全球化，而是在讨论未来如何造就一个对更多国家更安全的全球化”，张军说。

“但是包括主流经济学家在内的西方知识分子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为了获取来自全球化的好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挑战。他们的政治家很明显走得更远了，面对来自底层的朴素呼声，他们不是自责，而是找替罪羊背锅，而中国就成了全球化的背锅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