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更进一步说，“况且，克鲁格曼并没有估计过东亚和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他只是使用了其它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而已,如当时在麻省理工大学任教的埃尔文·扬和斯坦福大学任教的刘遵义教授等”。

张军本人和经济学家樊钢也早在克鲁格曼的文章面世不久后就发文，批评“克鲁格曼质疑”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所处不同历史阶段进行比较的谬误之处。他们认为，中国需要加快资本积累的时候，旁观者过分强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不大，实在是吹毛求疵。

张军教授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在估算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他跟合作者有多篇重要的高引文章发表。张军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一直都很快，而且比发达国家快，只是相对于资本积累的贡献，TFP的贡献仍是第二位的”。

新世纪之后，中国的飞速发展没有改变克鲁格曼对中国的态度，这些年他对中国的看空言论明显口气更肯定了，尽管没有一手调查经验，他仍金句频出：

2008年，“中国保持高额贸易顺差是政府干预汇率的结果”；

2011年，“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

2015年，“中国经济五年内会有麻烦”；

2024年1月，“中国经济正面临大麻烦”；

2024年5月，“准备好第二个（衰弱）中国的冲击”……

彭博社油管视频《诺奖得主克鲁格曼：中国经济模式不可持续》前六条高赞评论。部分评论信息有误，如中国15%的年均增长率。油管截图

有趣的是，当国内一些学者还在奉克鲁格曼为预言家的时候，海外读者们的都已经将他视作了“第二个章加敦”(Gordon Chang)。

3.从学府到白宫：逆全球化思潮的演变

“克鲁格曼是非常有争议的人，他喜欢做大胆的预测，早期他因为新贸易理论获过诺奖，但是后来总体上就变成‘公知’了。所以就不能用特别学术的眼光再去审视他后来的判断。”张军说。

1970年代末，克鲁格曼在新贸易理论上做了基础性开创性的工作。笔者查阅资料时发现，张军的师弟、中山大学教授陆家骝早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他的新贸易理论蕴含的保护主义逻辑，可能会成为今后西方国际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

尽管张军教授不同意这一看法，但保护主义从理论到指导思想的预言，不幸成真了。

克鲁格曼在今年5月《准备好迎接第二个中国冲击》的专栏文章中，描述了美国学界对全球化“从爱到恨”的心路历程，简要回答了美国流行的中美贸易战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

他说，2008年堪称一个转折点，金融危机带来的就业恶化，使他变成了鹰派。他意识到大量的中国产品涌入美国，会“伤害美国经济”。于是他建言美国决策者施以关税威胁中国，直到中国愿意让人民币升值降低贸易顺差。但是他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

直到2013年，美国三位经济学家发表“中国冲击（the China Shock)”的报告，“言之凿凿”对中国出口给美国造成的所谓失业人数做出了估计。该报告成了后来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的理论依据。

不过，在频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张军教授看来，美国国内对“中国制造业威胁”的讨论，二十年前就开始了。

二十年前，当美国的企业大量将生产转移到中国或者其他生产成本低的国家和地区，美国的这些大咖经济学家们，就发生过争论。最著名的就是西方经济学泰斗级人物萨缪尔森和他的弟子、印裔美国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之间的辩论。

巴格瓦蒂是《为全球化辩护》一书的作者，他是坚定的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他的观点代表了一大批拥抱全球化的学者们的声音。他们认为国际贸易——包括企业从事生产外包而产生的贸易——会提高经济效率并增加收入。

但是，他的导师、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2004年在《经济展望杂志》上发表文章，质疑美国的收入会因为工作外包到印度和中国而增加。

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外包效应模型：假如纽约的一家银行一直请一家南达科他州的公司来处理其电话客户服务业务，但随后转而用一家位于印度班加罗尔的公司，这家公司支付给工人的工资要低很多。萨缪尔森认为，即使那家南达科他州的公司解雇的工人最终找到了新工作，新工资也可能要比以前的工资低。萨缪尔森指出，如果外包太普遍，可能会导致美国人收入的显著下降。

但是巴格瓦蒂认为，在萨缪尔森的例子中，南达科他州呼叫中心的工人工资由于外包而减少，但银行的成本也降低了，而这让银行可以降低其向客户索取的价格。在巴格瓦蒂的模型中，消费者因价格降低而获得的这些收益，足以抵消工人因工资减少而造成的损失，且还有剩余，所以美国从外包中获得的是净收益。

不过，事情的另一面被很多人忽视了。生产外包可能同时也会导致东道国——工厂迁入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就是说，中国等劳动密集型国家，也在变成世界工厂的过程拉大了收入差距。

“指出这个对等性的经济学家是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艾瑞克·马斯金（Eric Maskin）”，张军说。

马斯金提出，全球化造成了中美两国各自的收入差距拉大，他建议政府要做好就业再培训清华经管学院官网

据张军回忆，艾瑞克·马斯金多年前曾在东北财大和浙江大学的论坛上两次报告了他跟合作者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教授的研究。他说中美之间存在劳动力结构的错位，美国企业外包到中国的这些产业，正好吸纳了中国劳动力中的大多数，他们受教育水平程度不算太高，通过在跨国企业工厂的工作，他们迅速变成了中产阶级。

也就是，美国的工厂外包出去以后，创造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但美国丢掉了自己的中产阶级，获益的却是美国那些高收入阶层。所以，美国的收入差距扩大了，中国沿海地区因为深入参与全球化，和内地的收入差距也扩大了。

在跨国企业转移生产的过程中，如果政府能够出台政策，减少制造业工人失业之后的断档期损失（经济学家称之为“摩擦”），全球化的结果仍然不是那么糟糕的。比如，无论是母国还是东道国，对受影响的劳动力进行教育和再培训。这也是马斯金的建议，他在演讲中提出，美国政府也应做好就业再培训，以缩小收入差距。

但问题是，这个建议放在美国，似乎没有实现的可能。而这正是中国的强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