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财政主要还是就行业分配，比如花在教育、交通等方面，基本上都不是围绕家庭展开的。未来的财政支出应该更好地围绕家庭展开，那么反馈到收入方，就是整个政府的收入、财政来源需要有较大调整。因为现在政府收入主要来自企业，像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等基本都来自企业，以后要逐步转变成让税收更多直接来自家庭，才能更好地匹配。

近期，财政界比较集中地讨论1993年的政府间财政体制改革，已经过去30年了，现在到了需要进行新一轮改革的时候，况且地方政府收支体制目前也难以为继。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域。虽然很难，但我们必须要走出这一步，否则将来会成大问题。

至于养老问题，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这么快，社区养老当然要加快跟上发展，但可能中国人更喜欢居家养老，所以也要思考如何更好地适应居家养老的需求。

2022年8月22日，沈阳沈河区的居家养老中心，护理服务人员在和老人做游戏。图自视觉中国

所以我过去也在呼吁，我们要考虑怎样放开市场管制，让更多的社会资源进入这些领域，政策上给予更多支持，不要限制，这些问题完全靠政府是不可能解决的，肯定要靠更多的社会资源。中国的养老市场很大，但进入养老市场的门太窄，现在要把这扇门打开，甚至把围墙给打开，让更多的社会资源进去。

我相信居家养老、社区养老还有巨大的空间，现在新闻上报道的一些老人养老状况惨不忍睹，某些养老院很可怕，居住条件、服务质量都很差，这正是反映了中国整个养老市场还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怎样提升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在我看来，一定要市场化。

银发经济还有非常大的空间，我们在很多领域里产能过剩，但同时也存在大量领域供给不足。而这些供给不足的领域基本上都是被现有政策管得太死了，没有放开。

观察者网 ：“三稳”还有一稳是“稳就业”。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更加突出就业优先导向，确保重点群体就业稳定。这实际上也说明，近年来我们国家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您对整体就业形势、尤其是大学生就业有什么观察？很多传统行业都在加速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这会对就业造成什么影响？在化解就业难题上，您有什么建言？

张军：我们的就业方式正在发生很大变化。过去我们理解的就业，是在一个正规部门里，也就是体制内，这种就业比较稳定。随着非国有制经济发展起来后，合同就业也发展起来，很多工作不再是铁饭碗，你有可能被裁员，有可能失去工作，经历这一二十年，大家也都接受了。

现在随着新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灵活就业、零工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甚至今天当一个人在谈就业时，他理解的就业可能是非常短期的，人们逐渐没有了长期就业的观念，我今天还做着这个工作，明天可能就放弃了，就待在家里。

就业本身是在一个内生的过程中才有了这种变化，因为技术的日新月异、数字经济的发展，很多就业方式发生了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统计就业和失业的口径，其实也要有较大调整。

针对当前年轻人的失业问题，要做非常详细的分析，才能了解真实情况。我个人认为，很多年轻人现在出现的就业变化，如果用过去传统的就业口径或失业口径去统计，并不能真正反映真实的变化。很多年轻人现在并不急于就业，大学毕业以后可能一两年内不就业，可能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类似的状况越来越多。

我曾在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期间，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有过一个对话，当时谈到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斯蒂格利茨反复强调现在因为就业这一概念发生了巨大改变，所以失业这个词在今天的重要性已经大幅下降。过去理解的失业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但今天失业跟就业之间的界限有时比较模糊。他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但我相信这是一个全球现象。

所以我认为，虽然创造就业在短期内肯定还是政府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毕竟经济仍处在“L型”阶段；但同时也要看清趋势，就业方式在发生很大变化，每个年轻人的选择机会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灵活性，可能比什么都重要。

市场活力其实也是这样，你给予市场更少的管制，市场活力越强，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就越多。就业观念、方式在变化，所以传统意义上比较固定的就业、体制内的就业占比会越来越少，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将来就是即时就业，而不是一个更长的就业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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