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个人认为，在统计数据上要有较大的改变。我们通常每个月都会公布一些运行指标，但GDP每个月是算不出来的，所以通常是一个季度报告一次，但公布的都是跟去年同期相比的数据，这对于预期管理来说，不是特别好的办法，今后还需要加上环比数据。因为跟去年同期比，有12个月的时间差了，同比数据的预测性就要差一些。

观察者网：接下来，就想请您聊聊民营企业的预期。去年下半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措施，包括“31条”“25条”等等。但民营企业似乎还是预期偏弱、信心不足，全年民间投资同比下降0.4%。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民营企业家最看重什么，政策怎么做才能给他们更多信心？

张军：民营经济在中国整体经济中的占比非常大，又高度市场化。

虽然我们都知道针对民营企业的这些政策每一个都非常好，但这些政策如果不能改变整个经济的大格局，没有让经济从下行压力中走出来，对民营经济来说，就没有太大影响。

你只要跟民营企业家交流就会发现，所谓的信心问题其实很简单，如果他有挣钱的机会了、可以挣到钱了，想法、预期、信心都会慢慢发生改变。所以关键问题是，所有的这些政策如何才能让我们的经济发生边际上的改善，让情况变好；然后在边际改善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回到一个正常的增长轨道上。

这不仅仅是民营经济的问题。当整个中国经济发生边际上的改变，经济开始走出当前这种状况时，民营经济会第一时间感受到，他们是最有嗅觉的。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经济的总体运行好了，民营经济自然能感受到。

观察者网：他们能够赚到钱了，自然就会去投资了。

张军：所以，这就牵涉到短期和长期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所有针对民营企业出台的政策，从中长期来看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短期内改善整个宏观经济状况的针对性没那么强。

比如，现在整体需求情况不太好，经过三年疫情的冲击，大量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损失较为惨重，这些损失怎样才能得到政府的一些补偿，怎样才能帮助他们生存下来，就变得更为重要。

观察者网：在短期内帮助民营企业生存下来，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比如政府可以出台哪些政策来帮助它们？

张军：我们在疫情期间出台了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政策，比如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物业如果是国有的，可以减免房租，这就是效果立竿见影的政策。

即使现在疫情已经过去了，但经历三年冲击后，很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能没有太多收入。我认为可以将疫情期间推出的一些有较强针对性的政策延续下来，并且还要再加码，帮助他们度过困难时期。

比如，除了减免税收税费，房租能不能减免？再比如，符合一定条件的民营企业，可以得到一些非常直接的财政补助。让这些比较脆弱的群体，包括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家庭，感受到政府在帮他们，这一点非常重要。

观察者网：中小微企业背后就是千千万万个家庭。

张军：对，企业背后其实也是家庭。我一直在说，疫情三年我们出台了很多政策，但在落实上还存在很大问题。我曾经随机调查过一些中小微企业，比如减免房租到底有没有落实，他们给我的反馈是程序很繁琐，最后都是望而却步。

其实面对今天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拿出疫情期间那种劲头，一个街道一个社区地去排查一下，里面有哪些个体工商户、中小微企业，现况如何，这非常重要。了解情况后，地方政府才能出台一些实实在在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政策。

西方国家就很简单，直接给每个家庭发一张支票。我最近看到一项研究，在疫情期间，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增加的，比原来的趋势线还要高一点，是往上走的，因为政府补贴到位了，所以整体的消费、支出能力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但中国的情况是在趋势线以下，如果没有疫情，我们的收入应该是增长的，但现在却在往下走。显然中国受到的影响特别大。

所以在疫后经济、社会恢复时，没有政府支持和补贴的情况下，你让企业去增长，它首先要有一定的时间来消除这几年中经受的损失和代价。

比如，我碰到一个卖灯具的店主，疫情期间他的商店就关门了。他说我损失惨重，因为手上有很多货，投入了200万，现在经济又比较萧条，所以没有办法，现在开专车，希望在这个时间段也不要闲着，先挣一点钱。但是要让他回到疫情前的水平，压力很大。

所以我觉得，政府在财政上要有一定力度的支持，真正帮到需要帮助的家庭和中小微企业等。

观察者网：2023年，发改委内部新设立了民营经济发展局，作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专门工作机构。首任局长魏东强调，该局的职责是服务，他们是“民企的娘家人，是自己人”。为什么之前没有专门设立这样一个机构，现在这个新机构可以为民企解决哪些问题？您对他们的“服务”有没有什么具体建议或期待？

张军：从中长期来说，如果民营企业希望在政策层面上有些什么调整或改变，他们可以去建言，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听取民营企业的呼声，发展局当然是有意义的。

但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发展局恐怕离大多数民营企业还是比较远的。民营企业需要克服当前一些实实在在的困难，一些大的民营企业目前流动性都存在很大问题，中小微企业面临的更是生存问题，他们本来就处在边缘。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能够直接帮到他们，这不是一个发展局就能做到的。我觉得发展局可能更像是一种姿态或者说一种象征，即中国对民营企业会倍加重视。

至于怎么帮到民营企业，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讲的话题，我觉得政府相比于在基建领域花那么大代价，还不如直接帮助这些中小微企业和家庭等等。

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时期，经济遭遇疫情冲击后，家庭的平均收入在下降，企业也是如此，整个社会的支出能力受到了巨大伤害。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帮助它们恢复，回到基本正常的轨道之后，我们再去考虑中长期的事情。

现在如果总是考虑中长期的事情，就跟当前市场上这些最需要帮助的中小微企业、家庭等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你考虑的是中长期的事情，要花那么多钱去建那些未来若干年里才可能有用的东西，而这些急需帮助的经济主体实际上却没有得到帮助。

2023年10月23日，苏州一家企业的生产景象。图自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短期的政策要精准。

张军：对，在疫后转段的特殊时期，有限的资源要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有些中长期的事情可以缓一缓。

观察者网：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呈“L型”放缓趋势，您之前在演讲中提到，民企一方面要不断适应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另一方面也应该有国际化视野，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为什么当下这个阶段，全球布局对民企来说很重要？为了让它们更好地走出去，在政策上可以做出哪些调整？您有什么建言？

张军：其实过去10年，我们看到大量中国民营企业在往外走，这很正常，因为中国的相对优势在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劳动力变贵了，土地也变贵了，所以很多民营企业已经看到未来需要有全球格局，让自己的产能分布更加合理。像我认识的一些浙江民营企业老板，比如做服装的，他们很早就开始布局在东南亚的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