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谨慎乐观，中国增长估计在5%以上

观察者网：对2023年的中国经济，有什么展望和期待？

徐高：2023年，我国经济增速应该明显高于2022年，且内需明显复苏。2021到2022年，整体来看我国是内需偏弱而外需稳健。进入2023年，我国经济将会从过去两年的“内冷外热”转变成“内热外冷”。

首先，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之后，短期内虽然会对经济活动造成冲击，但预计到2023年春暖花开之时，疫情的影响就会大幅下降。再加上国家把提振消费放在了比较重要的位置，这样一来，我国消费在2023年应该会明显复苏。

而在地产方面，政策也越过了大拐点，有望带动地产行业逐步恢复正常。2022年11月，国家已经出台了地产融资的“三支箭政策”，分别从信贷、发债、股权这三方面向房企提供资金支持。2022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传递的信号也比较积极。因此，我们相信地产行业还会出台进一步的放松政策，从而逐步放松我国经济发展在地产方面受到的制约。

但2023年我国面临的外需形势会更加严峻。全球经济增长需求面的火车头仍是发达经济体，虽然我国对东盟国家、“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增长比较快，但仍然不足以弥补发达国家在2023年走入衰退会给我国带来的外需压力。

2023年新春，游客在豫园灯会拍照。殷立勤 摄

屈宏斌：我对2023年中国经济持谨慎乐观态度。2022年经济比较差，否极泰来，政策信号已经向积极的方向调整，那么只要政策用得好，2023年我们还是可以促进经济好转的。

另外，经济恢复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经济很快恢复了，但可能伤疤还在。

2023年，中国应该更多支持实体市场主体，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因为它们在疫情中受冲击最大；中低收入家庭和消费者主体同样是受到冲击最大的群体。因此，如果我们的财政政策能有针对性的对他们进行扶持，会促进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地恢复。

过去我们的财政政策主要是投基建搞大项目，基建也需要发展，但是要注意平衡。我认为2023年，我们要更多地将有限的资源向中小微市场主体和中低收入群体倾斜。

连平：2023年国家政策的基调已经定了，那么经济趋于恢复，经济增速达到潜在增长水平上下，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我有这个信心，也就是2023年中国GDP增幅能够达到5%以上。至于是5.5%还是更高，要看其他方面的工作执行情况以及政策效应。

第二，中国经济目前最为困难的领域之一是房地产，2023年房地产政策预计会有更多的松动，来促进房屋销售回升。2022年房地产融资十六条出台，给予房地产的信贷支持力度已经不小。但是房地产企业现金流的三分之一来自于销售回款。目前最关键的还是要通过消费刺激政策来促进房地产行业活跃起来。

2023：中国经济需要重磅政策

观察者网：对2023年的中国经济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提醒？

张军：现在经济学家对2023年经济的看法主要基于两点：一是防疫政策要改变，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在解决了，我一直说，这是一阶条件。接下来的几个月，很多地方在等待迎来感染的高峰。高峰过了之后，就会像现在的北京一样，开始逐步地进入接近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节奏。

第二点是，对政府来讲，要应对明年的“百废待兴”，要重振经济增长，需要巨大投入，但钱从哪儿来，财政怎么破局？这是明年宏观政策的核心。

现在各级政府都困难，市场主体更困难，2022年非生产性的消耗太多了，财政吃紧对经济会有很大制约。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我期待新一届政府多算大账，目标怎么确定？预算上准备要支出多少，估计能收入多少，缺口有多大，如何弥补缺口。给市场和老百姓交个底，这样能够给市场注入信心。

此外，政策上，2023年我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不能过于强调连续性了，要打破一些常规，要有重磅政策。比如赤字率必须要突破3%这道防线。防风险是重要的，但是，现在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就是经济不增长的风险。现在常规的和稳健的支出与债务融资规模的政策可能起不了什么太大作用，要有一些非常规的政策和手段准备，给中国经济打强心针。

屈宏斌：鉴于2022年是我们极其困难的一年，我建议中央财政应该发1-2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重点支持受疫情冲击比较大的中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家庭，这样可以将实体经济的支持和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民生问题落到实处。

另外一个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应该是提振市场信心，怎么做？我认为，还是要夯实对公民财产保护权的法律基础。执行“两个不动摇”也要有实际动作，比如要帮助民营企业恢复投资信心，可能要对前一阵子对平台经济的严厉监管政策有所调整。

三年疫情防控，对全国统一市场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徐高：在短期增长方面，2022年12月的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做出了很有针对性的部署。这些部署如果能切实落地，将会明显带动2023年我国的经济发展。

但在更长期，我觉得各界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与西方国家发展模式的不同，充分发挥我国的优势，而不要因为误读中国而“自废武功”。比如说，地产加基建是我们中国特有的经营城市的商业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地方政府通过卖地收入，变现了基建项目的社会效益。这样一来，尽管基建项目在微观项目层面存在投资回报率较低、难以覆盖融资成本的问题，但在政府层面，政府将基建项目的社会效益的变现收入加进来，就能够实现基建投资成本和收益的匹配。因此，我国能够绕开基建投资微观项目层面回报率低的障碍，构建起基建投资的商业可持续模式。

这种模式的建立，是我国基础设施发展速度远超别国的最重要原因，是我国成为“基建狂魔”的基石。而这种模式，也只有在土地公有制的我国才能建立。在过去三十年，这一模式在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法宝”。不能够认识到这一模式的合理性及重要性，而一味对地产和基建加以打压，是我国近些年内需收缩压力上升的主要原因。

因此，读懂中国，而不是将西方的经验和结论当成金科玉律盲目照搬，才能保证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才能保证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能够不断实现。

连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放在2023年经济工作的首位，其中扩内需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短期促消费要多个政策发力来推动，比如对中小微企业予以财政支持，抑制改善型住房需求的政策要放开；另外发放消费券，我认为要更加精准帮扶中低收入人群。

此外，我还想强调，促消费也是长期战略，促进消费发展的思路一定要拓宽，需要全方位多层次的促消费政策。比如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就可以扩大消费需求的基数和增量；进一步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居民不消费的后顾之忧；挖掘农村蕴含的巨大消费潜力；以及实施鼓励生育政策，促成新的消费增长点。

总之，尽管眼前我们面临疫情等其他因素冲击不小，但是长远来看，中国经济的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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