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的mv在一些人的朋友圈里刷频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虽然创作于80年代，但直至今日，依然能引发人们的共鸣。某种程度上，今年国庆档几部备受瞩目的献礼片也从各自的角度出发讲述了“我和我的祖国”的故事，其中有决胜时刻的伟人故事，有为国争光、征服珠峰的故事，也有中国机长创造世界民航史奇迹的故事。

《我和我的祖国》为何至今依然广为传唱？《攀登者》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文化精神？商业化与主旋律如何在献礼片中实现交融？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取得了哪些进展？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张慧瑜老师。

【采访/吴立群】

观察者网：《我和我的祖国》是一首创作于80年代的歌曲，这两天以这首歌曲为背景的主题mv又在各平台上火起来了。您觉得这首歌曲的叙事有何特点？为何至今依然会在国庆时节广为传唱？

张慧瑜：这首歌创作于1985年，自然也就携带着80年代的文化底色。在当时的语境下，一个作为个体的和抽象的“我”开始出现了，与此同时，国际主义式的叙述也开始转变为民族国家式的表述。80年代很多作品表达了海外游子对于祖国的爱，这个祖国就是“大山大河”这样一种高度自然化的象征。比如电影《庐山恋》中两个青年对着庐山高喊“I love my motherland”。

这首歌曲从个体出发，呈现了个体与祖国的关系，同时也带有改革开放起始阶段的一种理想主义和对未来的乐观想象，这也是它流行的原因。

《庐山恋》剧照

观察者网：您提到了80年代艺术风格的转变。现在很多的文艺作品，也会尝试把前三十年的历史和后四十年的历史进行衔接叙述，并且也会试着言说、展现革命年代的符号和记忆。例如《攀登者》就涉及到60年代攀登珠峰的故事。对于这样一种创作经验，您怎么看？

张慧瑜：这是90年代以来历史写作的一种趋势。在这种趋势下，一些红色元素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元素被成功地嫁接起来。在一些叙述中，50年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历史。80年代以后的历史也是以现代化和工业化为主线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个时段的历史没有特别本质的不同，都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完成相似的历史任务，也就是实现民族的独立、完成国家的现代化。这样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背景下展开叙述，就强调了历史的连续性。《攀登者》中人类对于自然的征服，在50到70年代是人定胜天，是人民的、集体的力量，在当下则变成一种浮士德式的现代精神，是一种不言败、不服输的竞技精神，也就是说60年代的故事也可以转化为符合当下主流价值的故事。

《攀登者》宣传海报

观察者网：今年是建国70周年，今年国庆档的献礼片更是万众瞩目。而在2010年之前，一些献礼片的关注度并不是很高。您怎么看待市场的这种转变？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不同时期的献礼片呈现的特点？

张慧瑜：中国的电影体制大概从2001年开始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非常彻底的，它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变成了市场体制。这也就意味着现在电影基本是产业化的电影，是民营公司投资拍的电影，哪怕是献礼片也是如此。当然中影集团也会投资拍摄电影，但市场上更多的电影是博纳、阿里和其他民营电影公司拍摄的。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确实拥有了一种和好莱坞相似的电影生产制度，也就是以民营公司为主导的电影生产制度。就像好莱坞大片会宣传美国价值观，中国的民营公司拍摄主旋律电影也是完全正常的。

我们之所以会看到献礼片不受待见的现象，是因为中国依然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中，我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有时候不太同步和匹配，不像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就代表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想象、社会想象和文化想象。所以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电影不仅制片制度在调整，叙事策略和故事也在不断地自我调试。当然我们也拥有了一些和好莱坞大片类似的，既有票房，又有口碑，还能讲好中国故事的大片，如《战狼2》、《流浪地球》等，这和八九十年代是很不一样的，也是中国崛起之后出现的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