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代的自由氛围及转变

从中学进入大学，如同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与中学时代的集体主义管理模式截然相反，大学生活完全是个人化的，尽管大学也有班级、集体宿舍、社团等集体生活的形式，但相比中学时代，大学生活充溢着自由的空间和解放的感觉。对于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的我而言，更大的新鲜感是，90年代末期的我才开始接触到新时期文学的冲击。上大学之前，我只知道两个80年代的作家，一个是张承志，这是因为年轻的语文老师利用课余时间给我们朗诵过张承志的小说，这也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第二是贾平凹，在县城的书摊上有他的小说，和赵忠祥的自传、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并列。从这里也可以看出，80年代轰轰烈烈的文化思想运动，其实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大城市和精英阶层。我像刚刚经历了“文革”岁月迎接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一样，经历着“思想解放”的洗礼。

大学时代的文学教育首先改变我的是，中学时代形成的那种现实主义的文学标准以及用现实、政治来评价文艺作品的方法。我开始被朦胧诗（顾城的诗、海子的诗等）、先锋小说（从马原到余华、苏童等）、法国新小说（阿兰罗布·格里耶、玛格丽特·杜拉斯等）等所吸引。如同80年代对于好文学的评价标准是语言、技法和形式，这些也成为我判断文学作品的新标准，认为文学与现实、政治、历史没有关系。这样一种反政治的“政治”态度导致当时的我最喜欢两个作家，一是王朔，二是王小波。王朔小说所使用的北京话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语言，但他对革命话语的挪用和嘲讽，非常吻合于刚刚离开中学时代的我的心情。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学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起到了一种相反的功能，它让生活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人们误以为这种革命文化、人民史观是一种主流文化，而意识不到恰好是那些个人主义的竞技文化才是真正的主流文化。我记得大一有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向我们推荐王小波的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因为当时正赶上王小波逝世不久成为文化热点。王小波，还有顾准、陈寅恪都是90年代末期图书市场上最畅销的作者，因为他们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王小波的成名作《黄金时代》从语言上颠覆了我对文学的想象，原来叙述历史可以是戏谑的、颠覆性的，与此同时我也接受了他对那个疯狂年代的种种荒唐事的批判，包括“沉默的大多数”、“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等都成为我津津乐道的口头禅。

1999年有两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刻。五月八日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美国轰炸，我跟随着夜幕里越聚越多的人流到美国大使馆抗议，融入在陌生的人流中，既有恐惧感，又有亲切感。恐惧感来自于父母在我去北京上大学时的忠告一定不要参与各种游行，亲切感来自于一种与历史遭遇、见证历史的热情，仿佛中学时代历史课、政治课所培养的社会和政治意识又被唤起。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到三角地看各种大字报（这是一种前网络时代、非打印的政治传单），并抄录下来，我觉得自己有责任记录这份历史。

几个月之后，我因为是学生党员的缘故又参加了另外一场庆祝国庆五十周年的大游行，这成为大学时代少有的集体活动。在穿着统一服装的游行队伍中，我并没有感觉到个人的渺小，反而有一种历史的参与感和自豪感。除此之外，大学时代的我再也没有兴趣参与任何集体活动，我认为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是最重要的，对各种集体活动有一种“天然”的排斥。于是，本科对我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喜欢上看电影。北大图书馆有一个地下录像厅，可以借阅各种各样的电影，我经常一个人去那里看录像，或者跟着朋友到北大东门外的雕刻时光咖啡馆看艺术电影（如安哲罗普洛斯的《流浪艺人》、《永恒的一天》等）、独立纪录片（如《流浪北京》、《老头》等）。我变成了一个标准的有“小资”趣味的人，并且借助当时刚刚兴起的网络论坛（BBS），成为网络业余影评人。

在本科高年级，因为喜欢电影而经常旁听戴锦华老师的课。戴老师的文化研究的思路和对电影文本的细读，给我很大的影响，使我意识到文艺作品除了艺术、审美，还与意识形态、社会、政治有关。我记得2001年冬天参加戴老师主持的文化研究工作坊，讨论到当时所发生的全国各地工人下岗的问题，我被深深地感动，没有想到文学和艺术研究还与正在发生中的社会现实有关。这改变了我对“纯文学”、“纯艺术”的想象，并尝试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分析一些文化现象。

这就是我最早的两篇文章的主题，一是《关于“地下电影”的文化解析》，二是《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试图把这些我所喜欢的文本重新放置在社会的语境中来分析，呈现大众传媒如何呈现和命名“地下电影”和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王小波。这钟文化研究式的思路一方面给我提供了一系列理论化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在戴老师的指引下我开始学习20世纪的文化理论（如语言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另一方面文化研究擅长把个人经验与广大的历史文化结构联系起来，使我时刻保持一种自我批判的意识。

90年代末期和新世纪之初是中国社会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刻，如三农问题已经在学界引起激烈讨论，我当时读过一本《黄河岸边的中国》的书，这本学者的个人调查报告让我看到市场化改革后农村所面临各种社会问题，使我想起中学时代曾经背过的屈原的一句诗“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随后，我又找来温铁军、李昌平等三农专家的书，这些对我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和农村有很大帮助。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知识和思想界所展开的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以及延伸到大众媒体中的各种争论，这极大地改变了刚上大学时我所形成的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的问题意识。借助新左派的一些文章，我对毛泽东时代有更多“同情的理解”，这也使得那些在中学时代所接受的一些马列教条、革命史观重新变得新鲜起来。

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对学术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学术不再是束之高阁的玄学论道，而是一种与自己的生活和时代密切相关的事情。记得大四毕业前我读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篇文章，感到一种深深的绝望感和无助感，这不仅打破了我大学期间所建立的一种个人主义的幻想，而且使我认识到主体由历史所塑造，并时刻受到意识形态的询唤。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文艺学专业的我，最终选择阿尔都塞作为硕士论文的主题或许与这次阅读体验有关。

阿尔都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