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洋山深水港建设论证和决策于建设上海深水港工作投资巨大，影响深远，且存在意见分歧，仍然需要进行科学论证和分析。于是我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交通司司长王庆云同志（现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组长）商量，拟请一个国际上有资信、有权威的咨询公司，站在第三方立场进行咨询评估。最初是想请荷兰的港口咨询公司，因为荷兰的港口情况有些类似，但是由于咨询费过低，最终委托给了同样负有盛名的美国路易斯·伯杰集团公司进行咨询。美国公司的咨询报告表明，洋山具备建设深水码头的条件，但是由于大小洋山行政隶属浙江省，协调地方的工作量很大。

为此，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同志于2001年1月30日亲自带队，和上海市市长徐匡迪、我，以及其他有关人员从芦潮港乘船前往大小洋山进行实地考察。由我在船上用多媒体向吴邦国副总理等进行了汇报。在小洋山登陆后，居民都能认出徐匡迪市长，因为洋山港离上海近，能够收看上海电视台的电视。这个小岛还有当年东南沿海形势紧张时建设的战备坑道，我们沿潮湿坑道穿过。

考察后吴邦国副总理等基本倾向于应当建洋山港，但是如何组织好长江口整治和建设洋山港的问题仍然存在意见分歧，需要协调。为此我特意请同济大学原校长、桥梁专家李国豪先生夫妇在锦江饭店吃饭，向他请教，并且请他遴选国内专家进行评估。在国家层面委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组织论证，由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的负责人佘健民负责。由我主持在上海浦东会议中心举行专家论证会。论证的结果，专家们都同意建设上海洋山深水港的意见，由于交通部仍然希望打通长江口的拦门沙，使长江沿岸的太仓、张家港直到南京都成为深水岸线码头。这意见也值得认真考虑，关键是资金的筹措。

于是我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召开由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交通部、水利部等相关省市和部门参加的协调会，协调的结果由上海市和江苏省各出3亿元人民币，其余大头由国家出资，约30亿人民币开展长江口整治二、三期工程，在洋山深水港建设的同时开展长江口整治工程，最终使得建设洋山深水港的意见得到了包括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地方领导和各部门意见统一，洋山深水港的建设方案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为此，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同志还特意请我吃了一次饭，感谢我在协调和论证中作出的努力。他表扬了我实事求是科学论证的精神。后来黄菊同志调任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还曾和我谈起此事，我们的工作关系一直处得很好。

2001年春节前，吴邦国率领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视察大小洋山，为国务院正式批准洋山深水港一期工程项目立项打下了基础。左一为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右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黄菊。

洋山港的具体建设中还遇到了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将洋山港的集装箱送往上海，需要建设一座长达30公里以上的东海跨海大桥，这需要巨额的投资。谁来出资？并且在此前我国还没有建设如此之长桥梁的经验。为了不给中央增加困难，黄菊同志决定由上海市全额承担建设东海大桥的费用。接下来的问题是，今后桥梁建成了，集装箱通过桥梁时是否要收过桥费？如果为了回收资金，按传统的思维是要收过桥费的，但这必将增加洋山港集装箱的运输成本，会影响国际集装箱在此集散的积极性。上海市再次作出有战略眼光的决定，经过东海大桥的集装箱不收过桥费，桥梁的建设费用由综合效益来还。当时也已经分析到今后随着集装箱量的增加，只有一座桥是不够的，有建设铁路桥的设想，还有就是用小船倒驳。

另一个问题是洋山港行政隶属浙江省，周边海域由浙江分管，在船舶进入洋山港海域时需要领航，会收取一定的费用，今后由上海港务局还是由浙江的港务部门领航，由谁来收费？又成了一个难题。但是从对管理顺利考虑，洋山港应该隶属上海港，不能隶属于两个行政部门，处理不好会给今后的运行造成很大的麻烦。因此我出面协调浙江省同意，将洋山港的管辖权归上海管理，行政隶属关系不变。浙江省表现了大局观念。同时上海市也作出姿态，所有领航费的收入归浙江省，并且原岛上的居民搬迁由居民自由选择。愿意迁往上海落户的由上海市负责安置。这些问题总算都得到了合理的解决。

2005年洋山港顺利建成，成为东海上的一颗明珠，也成了上海市建设的一张靓丽名片。东海大桥在上海陆域的衔接区域建起了上海的滨海工业区，东海大桥沿线建起中国第一个海上风电厂，在洋山岛上又建成了上海第一个LNG接收站。

一晃10年过去了，洋山港迎来了建成10周年的纪念，洋山港已经超越中国香港、新加坡，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码头，三期工程到2017年建成，年吞吐量将达到4000万标箱，占全球集装箱吞吐量的1/10，为浦东开发开放和国际贸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有参与洋山港论证决策的同志们看到洋山港今天的成就，都会体会到当年建设洋山港决策的正确性，感到欢欣鼓舞。

本文是2015年12月张国宝应上海市洋山深水港建港十周年纪念活动撰写的回忆纪念文章，节选自《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