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可能自愿服从规范吗?

规范在成为普遍国家行为之前是无意义的，但那需要时间。19世纪，反对奴隶制的规范在欧洲和美国发展了几十年。关键问题是，为什么国家会让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至少有四个主要原因：协调，审慎，声誉成本和国内压力，包括公共舆论和经济变化。

法律、规范和原则中铭刻的共同期待，让各国协调努力。例如，尽管一些国家（包括美国）尚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所有国家在涉及领海争端时都将12海里上限视为习惯国际法。协调的好处——以及缺乏协调带来的风险——在网络空间中已被证明，滥用互联网域名系统的攻击时有发生，而这个系统也被成为“互联网电话簿”，由非营利性组织，“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运营。由于破坏了电话簿，此类攻击对互联网的基本稳定性造成了威胁。除非国家不干涉私人网络的互联结构，否则就没有互联网。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回避这些策略。

“审慎”是由于担心在不可预测的系统中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也可以发展出不使用或有限使用某些武器的规范或限制目标的规范。1962年，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身处核战争边缘的超级大国，在核武器上达成了类似限制。一年后，《有限禁试条约》接踵而至。一个更遥远但具有历史意义的例子是私掠的命运，即审慎如何生成了禁止使用特定手段的规范。18世纪，国家海军经常雇用私人或私人船只来增强他们的海上力量。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各国放弃了私掠者，因为他们的“课外掠夺”（extracurricular pillaging）造成的损失变得过高。

随着政府努力控制私掠者，各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审慎和克制的新规范也随之形成。可以想象，网络空间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因为政府发现使用代理人和个体执行者进行网络攻击会产生负面的经济影响，并增加对抗升级的风险。许多国家已经宣布“反向黑入”为非法。

对国家声誉和软实力受损的担忧，也会带来自愿的克制。禁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建立，并增加使用甚至拥有大规模伤害性武器的成本。以1975年生效的《生物武器公约》为例，像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那样，任何国家想要发展生物武器，都得秘密、非法地进行，如果活动证据泄露，将面临广泛的国际谴责。

针对网络武器的类似一揽子禁忌很难想象。首先，很难确定任何特定的代码行是否属于武器。一个更可能的禁忌，是禁止对特定目标（如医院或医疗保健系统）使用网络武器。这种禁令的好处是可以参照现有的禁止对平民使用常规武器的禁忌。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公众对勒索软件攻击医院的厌恶有助于加强这一禁忌，并对如何将其应用于网络空间领域的其他领域做出了示范。如果黑客制造了电动汽车致命事故，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一些学者认为，规范有一个自然的生命周期。通常从“规范倡议者”（norm entrepreneurs）开始，即那些能够对公众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个人、组织、社会团体和官方委员会。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一些规范达到了临界点，此时，一连串的接受转化为一种普遍的信念，领导者则会发现，他们将为拒绝规则付出高昂的代价。

规范的雏形可能脱胎于不断变化的社会态度，也可能来自外部世界。以1945年后对普遍人权的关注蔓延为例：西方国家在1948年率先推动了《世界人权宣言》，其他许多国家因公众舆论而加入，随后接受了外部压力和自身声誉的束缚。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限制对民主国家比对威权国家更强。但是，赫尔辛基议程——19世纪70年代初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一系列会议——成功将人权纳入了冷战期间关于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讨论中。

1948年，联合国在巴黎举行会议通过《世界人权宣言》。（资料图）

经济变化也可能提出对效率、增长有促进作用的新规范的需求。当私掠、奴隶制阻碍经济发展时，反对它们的规范就会得到支持。今天，类似的动态正在网络领域发生。当企业发现，自己因违反跟隐私、数据位置相关的法律而处于不利地位时，可能会对推动政府制定共同的标准和规范。网络保险业可能会向当局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具体化标准和规范，特别是与当前大量家用联网设备（恒温器、冰箱、家庭报警系统）中的技术——也就是所谓的物联网——相关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设备连接到互联网，它们将很快成为网络攻击的目标，对公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将刺激对国内、国际规范的要求。只有当黑客行为不只是种麻烦，而是开始对生命本身造成损害时，公众的担忧才会加强。如果致命事故增加，硅谷“快速构建，稍后修补”（build quickly and patch later）的规则可能会逐渐让位于更强调安全性的有关责任的规范和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