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约瑟夫·奈】

把经济全球化作为谈判武器使用的做法，使得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一度广受诟病。经济制裁、增加关税和限制对美元所得，一直以来是他外交政策的主要手段，而且他在使用这些手段时不受任何盟友、机构及规则的约束。正如《经济学人》所言，美国的影响力不仅来自于军队和航空母舰，还来自于它作为支撑全球化网络的中心节点地位。“这种企业化的理念和标准化的融合，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并增强了美国的实力。”但特朗普的做法可能会“引发一场危机，并且正在侵蚀美国最宝贵的国际政治资产——国际地位的合法性。”

“特朗普时代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世界报业辛迪加》

特朗普不是第一个操纵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美国总统，美国也不是唯一个这样做的国家。例如，1973年，阿拉伯国家曾利用石油禁运来惩罚美国在赎罪日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此后不久，罗伯特·基欧汉和我共同出版了《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这本书主要探讨了，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作为权力来源，可以被加以操纵的诸多方式。但同时，我们也警醒世人，短期的收益有时会转变为长期的损失。例如，当时理查德·尼克松总统限制美国大豆出口，希望暂时借此抑制通货膨胀。但从长远来看，巴西的大豆市场因此迅速扩张，并与美国生产商开始分庭抗礼。

不得不承认，出于安全原因限制某些技术和公司是一回事，但造成商业供应链大规模中断，乃至形成深远的国际政治影响则是另外一回事了。目前，我们尚不清楚这种影响将会持续多久，以及最终将付上什么样的长期代价。

即使其它国家无法在短期内摆脱美国所构建的相互依赖网络，但从长远来看，毋庸置疑，它们这样做的动机将会持续增强。 与此同时，缓解冲突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国际机构也将付出更为高昂的代价。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所指出的那样，世界秩序不仅仅取决于权力的平衡与稳定，同样也取决于各机构所共同构建的合法性意识的强弱。特朗普对相关的经济行为体作出回应，或许是正当的，但他不顾忌美国的同盟及国际机构所需付出的代价而一意孤行则是完全错误的。这样“独断”的执政手段，同样削弱了他在伊朗和欧洲地区问题的政策效应。

像北约这样的联盟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满足了人们对地区稳定的期盼，而联合国、核不扩散条约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存在，则使得国际安全度得到了飞速提升。开放的市场和经济全球化可能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但它们同时也创造了财富(尽管利益往往分配不均)。保持金融稳定对数百万美国人和外国人的日常生活，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他们可能要直到金融稳定、危机消失后才会注意到这一点。无论是本土主义者还是民粹主义者，如何抵制经济全球化，生态全球化已是不可避免的共同议题（就像温室气体和流行病是全球共同议题一样）。不以政治边界为界——民粹主义者的政见与偏好、特朗普对科学和常识的轻视，以及美国退出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的做法是一致的，但与万有引力的物理定律并不相容。

各国行为体将愈发需要构建一个全新的框架，以加强在利用海陆空领域及应对气候变化和流行病方面的合作。将这种框架称为“自由国际秩序”无疑会产生误解，极易将促进自由民主价值观与构建全球公共产品及框架混为一谈。中美在自由民主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建立一个开放的、有序的体系来管理经济和生态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是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

一些特朗普政府的支持者们认为，他的非传统执政风格和打破规则、摒弃旧制的意愿，将在半岛核武、强制技术转让或伊朗问题上为美国赢得重大的收益。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会发生微妙的变化，过多地操纵美国在全球相互依赖中的特权地位，可能会弄巧成拙。正如《经济学人》所指出的那样，从长远上来看，使用这种“粉碎”法所导致的制度建构成本，可能会削弱美国原有的实力。 如果是这样的话，事实终将证明，特朗普的做法日后会让美国在国家安全、繁荣程度及生活方式上付出更为高昂的代价。

（本文已获微信号“国关国政学人”授权转载，英文原文刊于世界报业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