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考虑一下我们可以探索的选项。我们可以增加电动汽车的税收抵免额，在购买时可以全额退还。这意味着个人不必等一年后退税，在购买电动汽车时会立即拿到钱。如果这些抵免与国内制造业挂钩，私营部门的就业岗位将重返汽车业城镇。

我们可以在美国能源部先进能源研究计划署的预算后增加两个零，将其从几亿美元增加到数百亿美元。我们可以把能源部能源效率与可再生能源办公室和科学办公室的预算增加一倍。 这两个办公室的预算水平总和将从约90亿美元增加到约180亿美元。两个项目都支持可再生能源研究，对于满足气候挑战的规模和紧迫性所必需的颠覆性创新都至关重要。

我们可以用一家基础设施银行来为高铁系统融资，缓解交通拥堵、降低污染、提高能源效率，并为区域航空旅行提供替代方案。尽管加利福尼亚州的经验表明了本地分区问题和成本超支是会带来挑战的，但吸取的教训表明，我们需要在实施方案之前制定明确的路线图，而不是采用临时方法。

我们可以追赶中国每年在公私合作关系的投入。2016年，中国对可再生能源投资达1260亿美元，而我们只有400多亿美元。我们需要更多范例，比如美国能源部与突破能源联盟——由理查德•布兰森和其他20位领导人发起的小组，致力于使可再生能源技术变得更便宜，更具商业可行性。上个月，比尔•盖茨资助的一家初创企业运用人工智能和反光镜取得了突破。这项新技术利用太阳的能量来产生足够的热能，用于无碳的工业流程，例如生产混凝土。另一个投资领域是电动汽车电池，需要将其续航里程从几百英里提高至一千英里。另外，家用储能系统和太阳能电池也必须变得更小、更方便。

2018年美国、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分别为428亿和885亿美元（数据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能源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今天有40-50亿人在消耗能源。这个数字将在30年内增加到90亿。当前我们有230万个清洁能源工作岗位。预计在未来十年中，太阳能电池板安装人员和风力涡轮机技术人员的岗位数量将增长约60％。因此，围绕清洁能源竞赛制定一项国家战略可以创造数百万个就业机会。

上世纪美国对人类做出了许多伟大贡献。但我们引领全球并不是通过反对其他大国，而是通过确立科技进步标准来实现的。美国对华战略的前提应该是：自己成为新能源领域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军者，在应对气候变化危机方面成为其他国家争先效仿的对象。

（观察者网凯莉 译自《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