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余亮】

美国人正在从世界的很多地方撤离，比如美军从阿富汗，比如何伟从成都。当年美国人出征全世界的不光是军队、资本，还有很多传教士、新闻记者和文艺青年。

当代“中国通”何伟是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于一部分人肯定是。就像前一阵子郑州暴雨洪水之后，被群众围住质疑的德国偏见记者，却被前南方系记者们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何伟还是做了不少事情，在中国四川生活了差不多20年，当教师，写了好几部关于中国的纪实作品。今年离开中国，是因为在四川大学的岗位到期了没有续约。他非常失落。外媒还在讨论说，是中国人把他赶走了。而何伟的美国同胞欧戴尔，仅仅因为中国人友善提醒她戴口罩就大发雷霆，在推特上猛烈批评中国人专制、暴力、愚昧，不识抬举，竟敢迫害她。欧戴尔仍然在四川大学任教，没有人驱逐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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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的几本书前些年特别火，尤其在小资圈。《江城》和《寻路中国》，就像当时西方民主女神刘瑜的《民主的细节》一样火。时过境迁，今天不太有人愿意去看了，大家都知道了西方民主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在那个时代能红有它的原因，值得告别一下。

何伟是名校文科生，来中国的时候29岁，没做过什么工作。他来中国的时机非常好，1990年代中国正处在起飞前的时刻，很多事情就要被改变，很多旧的景观还没有人记录。就像被三峡大坝水位淹没在下面的城市一样，美国人开始要重新发现中国，而中国人正处在巨变的思想驳杂状态中，何伟有了纵横斡旋的资格。

何伟的父亲一直对中国有兴趣，何伟自己也想来中国，就通过和平队来教书。和平队是一个有美国政府背景的NGO组织，训练大学生到其他国家服务，传播所谓美国文明与和平。

他描写刚来四川小城涪陵和学校的经历：比如中国同事们对他的那种异常的欢迎，让他觉得很讽刺，觉得庸俗。有个学校领导穿越操场过来和他握手的景象，被他仔细描写和讽刺。

今天很多中国人开始对外国人在中国受到的特殊优待感到愤怒，而过去这些优待是发自肺腑的，以至于自己都不觉得。何伟倒是有自知之明，他说：“在这个外国人仅仅因为他们身为外国人而频频在电视上抛头露面的国度里，学生们在教室里挤成一堆，津津有味地观看着。”

那些年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见识和期待，都被何伟认真记下来了。“这也许是所有细节中最奇怪的一点，因为我的眼睛是淡褐色的——但学生们早就从书本上了解到，外国人的眼睛都是蓝色的。”人们总是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作者本人也是。

何伟比较关心普通人，他观察自己的学生，理解他们的想法，这很好，但是他的视角里又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嘲讽、批判，总觉得这些人落后、被洗脑。

他说这些乡下人被外界忽视了。这里有显著的内外之分——他自觉地代表外界，就像至今老有中国人说自己没有和国际接轨，默认别人才是国际，自己就不是国际的重要部分，而不会说美国中西部的乡下人被我们这些外界的中国人忽视了。

关于来到学校第一天的记忆，他就嘲讽了一次学生拉练行动。8个学生一路步行到了延安，中间走到西安的时候就没钱了，后来靠别人的支援才到达延安。何伟说：“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远行一千英里，来到延安，却以破产告终，这种特别的纪念方式让我惊讶万分。”这段话会让不少读者觉得深刻，开始反思，认同这是政治作秀。

但就是叙事，本也可以换一个叙事方式：一群不属于后浪的穷孩子，排除艰难万险来到延安，身无分文，却是一种难得的体验，超越了富贵者的旅行生活。就像没什么钱的何伟到全世界穷游。

他写教学生活，让每个学生都取了英文名字，通过名字他做了很多分析，为什么要取这样的名字。他领着学生读莎士比亚，读《贝奥武夫》，让学生饰演这个戏剧。他记录这些学生演戏剧的样子，这是对个人的一种关怀，学生当然会喜欢。

他喜欢自己的穷学生格瑞斯写的文章，因为格瑞斯把《贝奥武夫》里的反面形象怪兽格兰代尔表述成了正面的无产阶级，把国王和武士看作压迫者。他认为这才是真实的阶级情感，而不是学校里的马克思主义教授的一个模子的观点。

他说：“好几个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给我上过课，他们大多是终身教授、出身上流、薪水丰厚。他们发表了许多评论——通常跟本体、金钱和交易有关——但却缺乏格瑞斯那种一针见血的眼光，看出格伦德尔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潜力。”

我觉得这里没错，学院左派确实需要勇敢地问自己，是不是真实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还是只是披上了这层皮而已。但何伟一直说自己搞不懂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也懒得去搞懂，他自己也是一个在思想上不努力的人。他看出学校教育的矛盾——学生在学校学习正统思想，但是学校外面市场经济思想大流行，他认为很讽刺。但这就是唯物主义发生的方式———永远以一种矛盾冲突的方式展开。

他认为中国人对美国的介绍不全面，只谈到宗教中所谓的邪教方面，没有谈慈善的活动。其实慈善那些东西在中国已经被膜拜太多，今天已经有了反思，比如慈善的教士重要还是共产党大规模下乡全民扶贫重要？何伟觉得没有问题的西方事物，今天看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