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亮】

新冠病毒让这个春天失去了很多美好的事物，很多条生命消失了，欧洲杯、奥运会这些过去的盛大活动也都遥遥无期，而西方“民主”的大选剧目还会如期上演吗？对了，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以下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称作“两会”）也延期了几个月，但还是在五月底召开了。

两会常常被自诩为民主世界的西方人看作做戏。每到那个时候，总会有西方记者跑来挑刺。记得两年前，一位BBC记者向人大代表提问朝鲜问题遭拒，为此批判中国采访不自由。中国CCTV的新锐主持人刘欣（就是和fox翠西连线辩论的那位）公开反驳BBC记者为自己加戏，让这位BBC记者在推特上生气地大叫：where are you！那是令人怀念的好日子，不是吗？西方记者们精力充沛，吹毛求疵，陶醉于只有西方有民主而中国人只是在演戏的优越感中，却不知道天启骑士会突然降临裁判。

翠西在节目中谈到新冠病毒

西方人可以接纳的异端乔姆斯基先生说，疫情让西方很难再恢复到过去，包括衰退的民主。不止是这位左翼学者在讨论疫情，我们还听到福山强调国家能力和人民的信任比民主或者集权的政体类型划分更重要。世界邮报的主编内森•加戴尔斯则引用中国学者张维为的观点，称疫情防控显示“能力和绩效合法性与民主没有必然的关联”，良政/劣政将取代民主/专制的认识范式。格雷厄姆•艾利森暂时放下了修昔底德陷阱，呼吁美国赶紧面对现实，学习中国。美国的“先知”们看来没有像他们的总统一样失去现实感，而欧洲的思想家们，如阿甘本还在大谈疫情管制对自由、民主带来的伤害。朱迪•巴特勒倒是放下了她在巴黎恐袭期间坚持的反恐不能伤害自由的观点，转而考虑资本主义世界能否让疫苗公平分配。也许阿兰•巴丢最镇静，他认为疫情只是再次暴露了全球世界的政治经济矛盾，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也不会带来什么革新希望。

是啊，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还能怎样呢？批判的武器无法代替武器的批判，西方世界普遍无可奈何地进入了鲍里斯所谓的全民免疫状态。然而真的没有希望吗？毕竟，中国忍受住一切批评和谩骂，遏制住了疫情，得到人民的信任，正在恢复生产并很快召开两会，两会的重点议题就是民生和就业，这正是西方民众渴望解决却得不到政客真正关心的问题。好客的中国人希望西方记者可以正常到场。但是这一次，西方记者们是否可以耐住性子认真研究一下中国的民主政治？七百年前的黑死病大瘟疫破坏了欧洲的旧秩序，意外促生了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复兴，当时佛罗伦萨人逃到郊外，说起了离经叛道的《十日谈》故事，冲击了教会的教条精神世界，那么这一次呢？欧洲朋友何妨听我说说中国的民主新故事？而上一次中国党代会决议的一条重要内容就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特殊背景下，召开全国两会。（总台央视记者王哈男拍摄）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全文，全文第三条是“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考虑到第一条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具有总论性质，所以它仅次于第二条“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有些西方人会不假思索地说，这证明了中国人的民主是屈从于一党领导的民主，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但是请不要忘记，欧洲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所念兹在兹的正是克里斯玛型魅力政治家，这样的魅力型政治家今天已经很少出现在西方，在疫情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好莱坞型政客。韦伯没有看到，克里斯玛型政治家可能化身为一个政党。在中国疫情爆发初期，中国人传颂最广的一句话是医生党员说的：“共产党员先上。”很多中国人为这句话感动而鼓舞。实际上广大党员也确实冲在了抗疫前线，几百人牺牲，还有什么能比这句话更能表现政党与人民的紧密关系呢？这在个人主义为本的欧洲，是无法想象的。

我统计了一下《决定》公报的文字，发现“民主”出现29次，“领导”出现了50次，“法治”出现了40次，“自由”只出现6次，主要在经济部分。相比官方宣传的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通过这个统计词频更能感受到中国领导层的政治偏好。“法治”的约束比“民主”重要，但民主不可或缺。权威“领导”需要有民主和法治作为基础。中国共产党把这个叫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