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俄关系从“存疑”到“求同”，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什么？西方一直以来的“联俄抗中”企图，为什么无法实现？

3月31日至4月1日，2025“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中俄分组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在题为“中俄：多极世界中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研讨环节，美国文博大学政治系教授、上海美国学会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于滨，作了题为“中俄正常关系的内涵和外延”的演讲，解答以上问题。观察者网整理成文，供各位读者交流分享。

于滨：

一个平等、稳定、互利共存的中俄关系，始于冷战两极体制，跨越了后冷战的单极架构，正步入一个不乏憧憬却又险象环生的多极世界（a brave and grave new world of multipolarity）。

1989年5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中俄正常关系的挑战

1989年以来中俄关系正常化的36年里，中俄双边关系的基本走向是循序渐进、相互适应。从“存疑”到“求同”，既致力于本国福祉，又兼顾对方利益，且不断拓展多边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此种正常关系的定位，我个人认为至少取决于三个坐标。

首先，中俄的正常关系有别于冷战期间冷热不均、大起大落、情绪化、意识形态化的双边关系。第二，中俄双边关系中排除和超越了传统军事同盟中的“自动锁定”机制（Automatic inter-locking mechanism）。第三，在经历了近代交往史中的非对称性、有时甚至是零和式的双边关系后，中俄作为拥有独立的外交和军事战略的超大文明体，有意愿、也有能力按照自身利益的是非曲直行事。

如果排除近年来中俄双边关系中一些常见的外延，比如“建设性的”、“全面的”、“战略协同”或者“面向21世纪”等等的包装和修辞，中俄关系的内核就是一种正常关系。就像俄罗斯市场上出售的普京套娃，外面是普京总统，层层剥去，最后是彼得大帝。

说句题外话，在英语世界（Anglosphere）中，我是第一个使用“普京大帝”（Putin the Great）的人。当时普京刚刚连任总统，我在2004年夏季号的《哈佛国际评论》（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上发了一篇文章，使用了“Putin the Great”一词。

后来一位美国陆军将军问我，你为什么要用“普京大帝”这个词？在他看来，应该是“普京雷帝”（Putin the Terrible）。我的回答是，这取决于从哪个角度看普京总统。普京政绩优劣，不仅在于西方如何评判，更要看俄国人怎么看。2004年普京连任时获得了71%的选票，这说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支持普京。那位将军无言以对。

回到中俄关系。中俄关系正常化以来所衍生的种种外延，比如近期中国官方的表述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复旦大学的赵华胜教授认为，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正常关系，我很赞同。邢广程老师也讲过不断叠加的各种各样的外延，有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扩展，这是非常准确的表达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中俄正常关系深化和拓展的潜力非常之大，可以说是无止境、无上限的。

西论的傲慢与偏见

中俄正常关系发展到今天，不仅仅有强大的内生力和扩展潜力，还挑战了西方在理论和政策层面的短视和盲区。西方持久不衰的联俄抗中的意向，不仅仅是西方对非西方世界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手段的延续，还揭示了西方主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傲慢与偏见。

比如，西方自由主义认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不可能和平共处，只有在民主国家之间才能实现持久和平，也就是所谓的“民主和平论”（Democracy Peace Theory）。西方现实主义则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实力消涨必然导致国与国之间的纷争和冲突。比如，米尔斯海默教授的大国冲突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埃利森（Graham Allison）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Thucydides' Trap），等等。

修昔底德雕像，其对伯罗奔尼撒战争起因的分析——“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引发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被现代学者抽象为“修昔底德陷阱”

在西方研究中俄关系的浩瀚书海中，基本有两个派系：一种是“中俄关系有限论”，另一个是“中俄威胁论”，鲜有中间层次。

一方面，在有限论者看来，中俄在历史、文化、政体、国力甚至种族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双方关系的任何改善都是暂时的、有限的，这也给了所谓的“联俄制华派”无限的想象空间。有些非常优秀的学者，也支持有限论。比如说波波·罗（Bobo Lo），就支持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