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滨】

一、世界“摇摇欲坠”，并非杞人忧天

国际秩序弱化、混乱以至解体，是近几年来俄罗斯精英深度担忧的问题。从瓦尔代2018年度报告的《摇摇欲坠世界中的生活》[1]、2019年的《有所作为，还是无为乱世》，[2]到本年度的《不要在“摇摇欲坠世界”中丧失理智 》的报告中，[3]俄罗斯顶尖学者不断警告世人，国际秩序的缺失、溃散以至不可修复的趋向，如果不加以遏制，势必将国际社会推向灾难。

俄学者的忧虑不是孤立的。早在新冠病毒肆虐世界以前，尤其是在英国脱欧和立志“美国第一”的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后，西方精英就在炒作所谓“自由国际秩序” (LiberalInternationalOrder, LIO) 终结的话题。[4]然而，西方担心的只是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排除了绝大部分非西方世界，因而不具有真正的全球视野。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西方基本上把LIO衰败的原因归咎于西方体制以外的中俄两国，而对西方内部体制性的痼疾视而不见。

2020年初新冠病毒肆虐，西方主要国家的无知、傲慢与偏见，使本国人民深受其害，既无心也无力继续经营已经延续了四分之三世纪的国际体制。瓦尔代2020年度报告，一改秋季发表的惯例，在5月14日就匆匆发布，凸显俄罗斯精英对时局的担忧。重要的话说三遍，且宜早不宜迟。如果任何人仍要怀疑俄罗斯文化中固有的悲观情结，过度影响了俄罗斯国际关系学者认知的话，新冠时期国际秩序大面积崩塌，足以证明俄国学人的洞察之力。

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度会议 图自俄罗斯卫星社

二、寄希望予联合国

对于国际社会的乱象，瓦尔代2020年的报告不仅有超前之见，同时也提出破解乱局之道，即恢复和强化联合国的作用。应该指出，“回归”联合国一直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主流精英的诉求。后冷战时期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的俄罗斯，不仅未能融入部分俄罗斯精英翘首以盼的西方体制，反而被日益边缘化。昔日的红色帝国，似乎只有在联合国的框架之下，才能找回当年的余晖。

而在二战结束75周年之际，弘扬这一仍然具有里程碑和普世价值的国际机制，也表现了俄罗斯对历史的敬重。作为一个欧亚国家，俄国深受两次大战之害，对无政府的国际秩序有特殊感受。而在当今西方各国为各自的私利竞相回归自我的狂潮中，瓦尔代的报告提醒人们，“人类历史上最残酷血腥的战争”（二战），上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民族主义（大萧条）无疑是这场真正的世界之战的元凶之一。

俄罗斯不仅仅是生活在过去，更着眼于现实与未来，尤其是在其国力相对贫弱之时。在广义上，任何多边机制都是对强势的约束和弱势的保护，联合国亦不例外。而在国际体制层面，只有联合国才具有“全球道德责任”。

尽管如此，俄罗斯对联合国自身的局限性还是有足够的认知。它需要变革，需要与时俱进，同时也需要其成员国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小心翼翼地遵守国际安全准则，不去碰触彼此的底线”。在这一点上，俄罗斯是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与西方主导的LIO不同）的维护者而非破坏者。[5]

三、国际秩序与800磅的“大猩猩”

对未来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而言，最大的变数或障碍仍然是美国。无论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美国外交理念中都缺乏与一个多元、复杂的国际社会共处的意愿与能力，而总是在干涉主义与孤立主义中摇摆。美国强大时追求单极体制、绝对安全，以自由—干涉主义(liberal interventionism)塑造一个单一的世界；而美国相对贫弱时，则奉行孤立主义和“美国第一”。无论美国强弱，联合国的框架都难以满足美国的私欲。

冷战以后，摆脱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制约的西方自由干涉主义任意折腾世界的同时，西方内部也日益碎片化、右倾化、意识形态化、民粹化、甚至军事化。自由—干涉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征战，不仅造就了大批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 也损耗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军事和外交资源，忽略了国内的民生和软硬件建设。长期贫富不均和精英治理能力下降导致的社会乱象与积怨，最终汇成反体制、反精英、反智、反理性、反多元化的民粹狂潮，将特不靠谱的“巨婴”式人物推入白宫。此公不仅对突发的疫情束手无策，又对积怨深重的族裔问题火上浇油，使美国成为一个巨型的“失败国家”。[6]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迅速与各类国际机制脱钩，最近一次是对世卫组织的撤资。

其实，早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就开始逐步背离、削弱联合国的作用。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人之一，美国将自身置于很多国际条约之外，多次拖欠会员费，滥用否决权，甚至数次退出联合国的一些机制。[7]  可以说，不管是在昔日单极“瞬间”，还是处于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失业率、族裔冲突的特朗普时代，美国对联合国都不屑一顾。而如何使这只800磅的“大猩猩”[8]放弃“特殊”论(exceptionalism)，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名 “正常”成员国，仍是一个巨大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