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时，“第三频道现场”还叫做“搞笑时刻”（Funny Hours）。在其改称“第三频道现场”之前，还短暂叫过“Fox3News”（福克斯三新闻）这个名字。但是，这并不影响这篇报道在社交媒体上的病毒式传播。实际上，惨案发生之后3个小时内，“Ali Al-Shakati”这个名字便在X上被18000多个账号共提及了超过3万次。其中，一个叫做“终结觉醒”（End Wokeness）的账号也积极对报道进行了转发，该账号共有280万粉丝。

不难发现，无论是发布消息的“Bernie”，还是进行“深入报道”的“第三频道现场”，或是之后引发病毒式传播的诸多X账号，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对“觉醒文化”（Woke culture）深恶痛绝。

以“Bernie”为例，她的帖子表达了反对政治建制派、反共、反华、反移民、反新冠防疫政策、反疫苗、反LGBTQ、反环保运动、质疑全球变暖、推崇极端个人自由的基本特点。在她看来，无论是英国工党还是保守党，都是一群不顾民众死活的“全球主义分子”（globalist）。他们不顾“本地人”死活，会为了建制派集团利益，引入移民谋利，利用政府去侵害个人自由。这基本就是目前欧美反觉醒文化的基本画像。

无论是在媒体还是学术写作中，我们都时常不假思索地将“Bernie”叫做“右翼民粹主义”。他们对移民、对个人自由的态度，或多或少符合我们对传统“右翼”的定见。他们对西方当代自由主义左翼推崇的性别身份政治、环保等议题的强烈反对，加上他们对社会主义宗教般的厌恶，也似乎确证了这种简单的左右二分。然而，他们那种强烈的反“全球主义”、反建制派的态度，似乎也不能与西方议会政治中居于议会右侧，推崇自由市场的传统右翼党派划上等号。

实际上，今天西方“反觉醒文化运动”的兴起，更像是对西方传统议会政党政治失能的自然反应。过去，人们耳熟能详的一种定见是，议会民主制度虽然不完美，但它却是人类已知最有效的制度模式。它以多党竞争的模式来调和分歧，以轮流执政的规则来选贤任能，以三权分立舆论监督的程序来保障正义、保持社会活力。在这些假定基础上，人类对政治组织的探索只需要不断去“完善”这种议会民主制度。

2020年“种族觉醒”达到高潮。图为2020年年中持续半个月之久的BLM（黑命贵）占领纽约市政厅运动。黄色牌子上用英文写着“美国从来不伟大，我们要推翻这个制度”，左侧的牌子上写着“这个制度对年轻人来说没有前途，革命才有前途。”网络图片

这种根深蒂固的政治偏见，甚至在“反觉醒文化运动”中也不难见到。例如，他们相信，传统议会政党不管自称是什么，都是为既得利益者服务的一丘之貉，只有诸如英国脱欧公投那样的直选才是真正“民主”意志的体现。传统的新闻媒体被“全球主义者”掌控，只有真正“独立的媒体”才值得相信。由“全球主义者”掌控的政府更是对民主的背叛，它们仅仅是“建制派”的共谋与傀儡，只有相信自己才是唯一的出路。

不难看出，无论是传统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还是今天的“反觉醒文化运动”，其认识论基础都是对个人主义的迷信。这种认识强调，原子化的个人是政治与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原子化的个人像一颗颗不可再分的硬球，社会则是这一颗颗硬球的集合。传统的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假定，原子化的个人包含了许多“不可分割的权利”。

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的构成是权利的让渡与碰撞。而理想化的政治，则是尽可能地通过制度化的规则，调和权利让渡与碰撞过程中产生的冲突，进而整合、协调、分配这种“不可分割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个人”进行规训和管制，这便构成了以“治理”为基本任务的政府。

如果说西方议会政治是在试图通过制度化的方法，尝试为上述那种个人自由的政治假设续命的话，那么“反觉醒文化运动”则是将个人自由彻底拿到了自己手里。它根本上是西方个人自由主义政治的自然产物。无论是强调“白人至上”、还是“文化保守主义”、或是“本土主义”、乃至“纳粹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帝国主义”，这类虚假意识形态充满中心主义色彩。无论是强调“（我们）种族”、“（我们）文化”、“（我们）国家”、其本质上都能还原到以“我”为中心的极端个人主义。

不可否认，个人主义在西方的历史语境下，一度将饱受宗教与封建宗主压迫的西方社会解放了出来，曾扮演过带着西方社会“通往自由”的角色。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对原子化个人的绝对迷信，也蕴含了不可忽视的黑暗面。孤独、排他、自利、多疑、自傲、乃至盲信，都是这种个人主义政治与文化中不可避免的劣根性。换句话说，今天的“反觉醒文化运动”，与其将其称作“右翼民粹”，不妨叫它为极端个人主义政治在不同西方国家的当代表现。

“反觉醒文化运动”在今天的出现，就像是西方个人主义政治悖论的一个具象化体现。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政治无法保证政党能够有效代表其民众，这类政党的代表性问题被一个又一个碎片化的“任务”掩盖。

马斯克对“觉醒文化”大加批判，将其描述为对“现代文明”的威胁，并称他此前收购推特就是为了对抗“觉醒文化”。视觉中国

其中最大的“任务”是经济发展。因此，当这些国家可以通过对外殖民、或是金融扩张的模式，最大程度上赎买民众的满足感时，代表性问题被暂时搁置起来。而一旦经济发展遭遇周期性衰退，且原有的经济扩张发展模式无法缓解这种衰退带来的重负时，社会冲突便开始出现。成立新党、继续将社会以不同利益诉求进行细分，或是抛出新“任务”，暂时掩盖代表性断裂的危机，则是常见的政治手段。

今天困扰英国乃至整个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移民问题，便是在这种周期性经济衰退背景下，被作为一种暂时遮蔽议会政党代表性断裂危机的虚假意识形态。统计表明，在1997年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上台时，仅有3%的公众将“移民”作为其关心的重要议题。而到了2016年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宣布进行退欧公投时，这个数据已经攀升到了48%。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都顺势将移民问题作为吸引选民的重要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两党虽然都积极推动收紧移民政策，但是却少有人提到，触发20世纪90年代移民浪潮的关键事件——西方对亚非拉国家的军事干涉，以及针对全球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则是在欧美国家主要议会政党所共同支持与积极推动下才得以成为现实。

这一时代的欧美国家一方面通过军事干涉，带附加条款的经济援助，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铺平了道路，也“创造”了大量的难民，创造了从全球南方向全球北方大规模的经济移民；另一方面，无论是哪一个政党执政，英美国家都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打击工会，推动公共服务业私有化，以降低成本为目的引入便宜的移民劳工，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制造业产业转移。

这在短时间内造就了经济高速发展、生活成本降低的繁荣假想，但也埋下了资源高度集中，贫富分化严重，以及产业工人大量失业的社会问题。今天，参与到反移民暴乱的人有大量无业青年，他们既是英国足球流氓“队伍”的主力，也是反移民、反同性恋的“积极分子”。他们的父母不少就是原先遍布英格兰北部与威尔士的钢铁工人、矿工、制造业工人。从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政党不仅在贩卖，更是主动发明了绞死自己的绳子。

虽然由南港惨案引发的反移民暴乱并未达到先前预告的规模，但反移民与反-反移民的冲突在英国也正式从网上的嘴仗，转移到了物理空间中的对抗。个人主义政治的撕裂，随着“觉醒文化运动”与“反觉醒文化运动”的加剧，也蔓延到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

在美国，我们看到了特朗普的当选；在英国，我们看到了退欧；在德国，我们看到了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在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我们看到了反欧盟、反全球化的政治力量开始迅速取得显著影响。这种思潮的出现，并不能调和社会矛盾。相反，还会作为一种顽疾，不断加剧社会层面的根本分裂。他们当中，也许表现出的政策主张有所差别，甚至也不乏有希望与中国加强接触的声音。但是，必须认识到，这些极端个人主义语境下的政治产物，都不约而同地从自身视角出发，将中国视为“种族纯洁”、“行政高效”、“反同性恋”的“典型”。

中国的现代化与发展必然不能被强行塞到这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反觉醒文化”话语中。今天英国以及整个西方社会所发生的一切，无一不在提醒着我们，必须跳出个人主义、霸权中心主义认识论迷障，探索自主性知识体系，以此来理解中国现代化发展经验、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理解我们的历史与现在，并在此基础上，去构想一个真正不同的人类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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