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生产了大量的产品，但是劳动者不能支配这些产品。对于劳动者而言，生产的越多，劳动的异化程度越大；此外，对劳动者本身而言，劳动已经不再是一个自发的行为，而纯粹是为了生存才会去劳动，劳动者也不再受自己控制，而是受制于外在的力量。马克思在那个时代提出了劳动异化论，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理论创新。

而且，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要有市场的交易，就会存在这样的一种权力关系。这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不同，在新古典理论里面，市场经济不存在权力关系，因为这都是双方自愿交易。

很多人可能听过白毛女的故事，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黄世仁和杨白劳签合约，权力双方是平等的。但很显然这是不对的，他们之间当然存在权力关系，因为黄世仁掌握了稀缺的资源——钱，而杨白劳一无所有。

在西方一些左翼经济学家圈里，这个话题直到今天仍然是热门研究主题。我就记得1990年代初我去美国读书，上我导师Michael Carter的课，第一节就讲马克思，我当时很吃惊：因为在中国，我们1986年毕业的那届本科生没学过《资本论》，考研究生都不考政治了；而到了美国发现，他们还在学马克思。

那门课我写的课程论文就是关于土地租赁合同的权力问题。张五常的《佃农理论》那本书在国内很火，大家推崇备至。我读了之后，就觉得它不对，因为他没有考虑租赁合同中的权力关系。

我的合作者北大习研院的董彪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哲学研究》上，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文章说，资本主义条件下之所以存在剥削，是因为在劳资关系中资本拥有对劳动者的权力。

《劳动法》是社会主义国家保护劳动者权益、消除资本权力关系的重要工具

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雇佣关系，但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性差别在于，资本主义会听之任之，认为权力是自由交易的一部分；但是在社会主义不行，社会主义就是要消除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怎么消除？那就通过很多立法，包括《劳动法》、《合同法》等等保护措施。

2008年我们的《劳动法》刚开始实施的时候，很多人反对，认为这会提高商务成本，不利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我就非常赞成《劳动法》的实施，因为社会主义就是要保护劳动者，就是要去除劳动者和资本拥有者之间的权力关系。

回到你的问题，这些年，所谓的“资本家”、“压榨”、“打工人”、“被算法操纵的人”在互联网上流行，背后是有非常深的哲学道理，马克思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都提出来了：只要搞市场经济，这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保护劳动者。

信息时代，资本已成为中性生产要素

观察者网：您还分析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演变，来论证我们要放弃剥削理论。您说，在信息时代，已经不再是资本雇佣劳动的一统天下，还有劳动雇佣资本的情形，怎么理解？

姚洋：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雇佣工人是常态，工人无法掌握自己的所有产品，马克思因此认为工人处于剥削状态。这是马克思动员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所做的论证。

但是资本演化至今，到今天的信息时代，已经不再是资本雇佣劳动的天下。比如说马斯克，或者中国的任正非、张瑞敏这些企业家，他们也是劳动者，只不过是高级劳动者。因为他们对行业的敏锐判断和企业家精神，他们的劳动反而成为稀缺品，资本都抢着给他们投钱。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权去选择资本。很明显，现在早已经不是马克思所处的资本独大的社会了。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也不是绝对的了，资本已经成为一个中性词。

此外，我们还可以想象未来，如果资本全民所有，资本的权力基本上就消失掉了，因为每个人都是股东。更具体一点，如果将来出现一个全民持股的股票市场，每个老百姓都是参与者，都是股东，没有谁掌握了更多的资本，权力关系也就消失了。

未来掌握AI机器人的人可能变成规制对象，而不是资本。图为MIT研发的人脑意念控制机器人

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掌握AI的人有可能成为市场短边的那个人，他们可能会成为新的权力拥有者，那时候就需要新的市场规制去去除这种权力关系，保护普通劳动者。因为既然他们掌握了机器人，就掌握了生产，就掌握了权力，也就掌握了收入。

我说这段话的目的是想说，在当前和未来的信息科技社会，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在弱化，加之社会主义对资本权力的限制，资本已经成为中性的生产要素。所以，我们应该放弃劳资剥削理论，因为这不利于凝聚全国各阶层，不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高水平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急需建立

观察者网：所以您在《论中国社会主义》这篇文章中提出来“稳定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首先要告诉大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任务已经大致完成；在这个“稳定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下，公私混合所有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常态，而不是过渡性的，试图从根本上缓解公私二元对立、劳资对立的社会焦虑？

姚洋：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最早见于1958年6月17、18日，北京经济学界举办纪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出版一周年座谈会，时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代理所长孙冶方的发言。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里使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我也认真对比了这个阐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义后发现，现阶段除了还没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余的都已经完成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任务完成之后，我们往何处去？离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还有25年时间，这就需要做好理论上的准备，对现有的理论框架有所突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作出战略部署。那么，什么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我们看来，初级阶段任务完成之后，我们的社会主义应该进入一个长期稳定时期，其主要标志就是形成一个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长期存在的新理论。我们认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稳定的中国社会主义”阶段 。

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吸取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图景，将其落实到社会主义目标任务之中。马克思主义描述的共产主义图景之一，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我们认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即“稳定的中国社会主义阶段”，应当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社会目标。

在“稳定的中国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应该体现在政治层面，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对于市场的规制。

在经济领域，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成功案例，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导目标就是创造微观主体，建立市场经济、改进效率。在新时代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就必须吸收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放弃剥削理论。

而且往前看，剥削理论是不利于凝聚全国各阶层的理论，不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所有制的讨论，应该把效率作为主要标准。因为一个没有效率的社会，它最终就会在竞争的格局下被淘汰了。

当前很多欧洲国家也宣称他们的经济有社会主义成份，比如高福利、对劳动者的保护等等。但是欧洲国家仍是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他们是做不到社会主义的，因为我刚说了社会主义是政治的，它不是经济的。

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必须坚持公有制占主导，图为四川大凉山的孩子们

就大的原则来讲，公有制适合用外部性比较大且无法分割或需要政府出面协调的领域，比如国防、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科研活动等领域，公有制更能发挥作用。在一些存在外部性、且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进行供给的领域，私人拥有尽管可行，但是可能带来很大的社会负面效应，公有制应当占主导地位，比如教育和医疗。

除此之外，竞争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因为私人用于比公有更有效率。当然，效率不能脱离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公私比例也应随时间进行动态调整。就当前中国而言，确保共有的边界、保护私有产权、增进市场活力是中国在世界竞争中取胜的不二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