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问题是“我的城市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的老家广西南宁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在我出国留学期间，每年假期回去我都有一个感觉，南宁会出现一些新的地方，比如娱乐场所购物中心或者新的设施和景点。后来，我越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外地人，我在南宁出去吃饭或者跟朋友相聚需要别人带路，自己开始不认识一些新的地方了。

在中国，像南宁这样的城市还有很多，在过去十年，他们的变化可谓是日新月异。相比之下每年回英国，无论是我的大学所在的地方，杜伦或诺丁汉，还是后来的实习地伦敦，变化都不大。

我在英国学习的四年发现英国各地的变化非常小，并不是说他们不需要变化，而是没有能力去实现变化。有些设施的建设耗时非常久，同样的工程如果放在国内，无论是大城市或者县城，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但在英国很可能几年都不见起色。这也让我非常具象地看到了中国的朝气蓬勃和蒸蒸日上以及西方世界的暮气横秋和沉沦堕落。

南宁市邕江、南湖及周边建筑。新华社记者曹祎铭 摄

我现在生活在北京，北京的变化也很多。基础设施方面，比如通州的城市副中心建设、环球影城的出现，还有今年年初北京冬奥会的新场馆设施都很多。对我自己来说，最大的变化是北京的天确实变蓝了。

当我十年前来北京读书，北京的雾霾天是非常普遍的，空气污染指数非常高，那时候雾霾似乎成为一种常态。我去国外读书，外国同学还会经常跟我提及这个问题，我会说英国以前也是雾都，在工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之后就慢慢解决了这些问题，现在中国也面临英国当年类似的问题，我们也在找符合自身条件和实际情况的解决方法。

那时候还觉得这是一个很难以启齿的事情，但现在，尤其这两天大会举行期间，北京的天非常蓝，空气质量非常好，而且蓝天的比例在全年中的占比也越来越大。蓝天越来越成为常态，而雾霾成为了“非常态”。相信在未来随着相关工作的推进，“大会蓝”也会成为北京的“常态蓝”，这是我对北京这个城市最大的感受。

第三个问题是“你十年后会在哪里？在干什么？”这个问题很大，我就大胆去想。十年后也就是2032年，距离我们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分两步走实现的第一个阶段2035年很近了，相信那个时候一些若干现在看来比较重大的问题应该已经得到了解决。

图片来自平潭网

所以我会在哪里？我在想有可能会在台湾，那时候我相信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台湾问题应该已经得到了解决，国家的统一大业已经实现。统一后的台湾一定是世界的焦点，这也将成为全国人民建设的重点，包括如何让统一后的台湾和大陆进一步融合，形成实质上的命运共同体。两岸的发展模式不同，把台湾纳入到我们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里面，这是大有可为的。

统一只是第一步，台湾问题的彻底解决将会是我们这一代人，“90后”和“00后”所要面对的最关键的“大事变”。我们国家对台湾问题的解决可能会带来一股“统一红利”，上一代人享受的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那么我们这一代人有机会面对的是“统一红利”，如何把“统一”和“红利”画上等号可能就是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努力的事情。

我还可能会在雄安，我相信到那个时候雄安新区的建设已经很成熟了，而且已经能够作为一张中国的名片。它应该是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面向未来的城市，到那时候很多非首都职能会完成向雄安的迁移。

今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河北的官员开始介绍雄安新区建设的一些最新情况，很多央企总部、部分高校、医院开始建设或往当地迁移。而且，雄安的建设概念是完全超前的，不是以我们现在对城市的理念来理解的。我非常期待雄安新区的建设实现以后，会是什么样子？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震撼？

我还有可能会在美国，为什么呢？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到那时，中美已经进入了一种“新常态”，已经渡过了现在正在经历的摩擦期和对抗期。当斗争比较充分之后，尤其是台湾问题解决之后，中美关系势必会进入“新常态”，到时可能中美之间会有类似于“第四份联合公报”来界定新的两国关系，中美关系可能会进入与现在非常不同的新局面。所以，如果彼时因为中美关系改变，如果我还在新闻战线上工作，很可能会被派到美国采访和报道，或者说我们国家和美国之间重大的外交活动在两国之间频繁发生，这也是有可能的。

我的畅想大概是这样，十年后，我有可能在台湾，有可能在雄安，也可能会在美国，在华盛顿或纽约。无论如何，我希望十年后我能继续做我热爱的事业，为树立一个和我们国家的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而奋斗，为讲好中国故事、解决挨骂问题和提升国际交流能力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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