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来说一下特许权使用费。

特许权使用费本质上就是无形资产的租金，而整个无形资产的价值计量都是世界性难题。用成本法的话只对有成果的计量，那大量无转化成果的基础性研究怎么办？用收入法的话都是关联交易，怎么确定收入的公允性？

特别是现在的跨国企业都是通过专利墙将相关途径全部申请专利，封死别人的道路，这些专利技术到底值多少钱更是一团乱麻了。

甚至很多时候同一行业的企业也会由于经营理念或者技术路线的不同，其特许权都无法进行比较，例如一般认为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因为投资策略等各种问题，并不能完全视为可比企业。

为此，OECD的《跨国企业与税务机关转让定价指南》在第六章《关于无形资产的特别考量》中进行了详细论述。具体又将无形资产主要按照交易性无形资产和营销性无形资产进行区分：

交易性无形资产主要由开发者受益、使用者付费，例如专利技术；

营销性无形资产主要是类似于商标、公司名称之类，则要考虑本地团队对无形资产价值的开发与提升。例如国外的地摊货在我国按照轻奢品卖，获取高额利润就应该付较少的品牌特许权使用费，因为本地团队开发并提升了该品牌的价值。

总之，特许权使用费是否合理即使对专业机构也是个判定非常困难的事情，目前在没有看到技术细节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定论到底孰是孰非。

再次说一下印度的反避税。

印度的反避税这些年在全球也是威名赫赫，微软、诺基亚、IBM等巨头都被其追缴过巨额税款。特别是沃达丰案更是在全球闹得沸沸扬扬，多次反复上诉，在最高法院都没有打住，直至宪法法院，历时十五年最终以印度税务局败诉而告终。

但是说句公道话，印度首创的间接股权转让是和美国创立的受控外国企业（CFC）一个级别的全球最顶尖的反避税技术，我国也早在2009年698号文就引入了该理念。

印度税务局败诉是因为全球首例之前没有发现这种玩法，所以没有相关立法依据进行追缴。和记黄埔通过把大量持股不足申报比例的关联企业批量卖给沃达丰，以达到企业整体转让的目的。这些行为产生的利润当然应该纳税，税务局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程序违法”，并非其“实体违法”。

沃达丰案件分析，图片来源：researchgate

但是能发现以前没人发觉的避税方法并处理全球首例该类案件，本身也是一种高水平的体现。

当然作为全球最大资本输入国，我国的反避税也一样对跨国资本不手下留情，只不过是宣传策略问题并不被公众得知而已。

最后说一下小米可选的应对措施——相互协商程序。

小米公司除了在印度积极配合应对外，也可以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及相互协商程序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6号第四十七条【注】，申请国内税务机关与印度当局开展相互协商程序的谈判来维护其税收利益。

但是相互协商程序的前提是要签订多边预约定价安排，或者一方的调整引起另一方相应调整。

由于已经开始调整调查，那么肯定是没有就该特许权签订多边预约定价安排，所以能否进行相互协商程序的关键是印度的调整是否会引起我国的相应调整。

例如，印度认为该特许权使用费支付不合理，不得税前扣除，但是我国收到特许权使用费的企业已就该收入申报了国内的企业所得税，那么为了防止双重征收，双方税务局会通过会议的形式进行谈判，沟通其特许权使用费合理的比例金额。

所以能否申请我国税务机关发起相互协商程序的核心问题，是小米收的这些特许权使用费是否回归到国内增加了其国内税收。现在大量海外上市企业通过VIE（“可变利益实体”或称“协议控制”）的复杂股权结构来规避国内的监管，但是如果其海外投资实体被其所在国调查而相关受益并没有流回国内的话，那么很可能也无法受到国内机构对其的保护。

总之，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的时候，其股权构架不要仅仅考虑眼前的利益，大量通过避税地来节约税款，也更多地要考虑如果在被投资国受到不公平待遇，其构架和利润模式是否能够获得母国在国际法框架下的保护，不要为了蝇头小利而失去强大的保护伞。

出来混迟早都要还的。

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6号第四十七条 根据我国对外签署的税收协定的有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可以依据企业申请或者税收协定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请求启动相互协商程序，与税收协定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开展协商谈判,避免或者消除由特别纳税调整事项引起的国际重复征税。

相互协商内容包括:

（一）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的谈签；

（二）税收协定缔约一方实施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引起另一方相应调整的协商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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