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杨散逸】

近日邓伦偷逃税被处罚并追缴过亿元的新闻再次登上热搜。这几年明星逃税的案件，始作俑者是2018年的范冰冰案（关于核定征收和税收洼地，参见《我帮国家和“范冰冰们”算了笔账》），之后明星补税的传闻就络绎不绝，但是直到郑爽案（参见《郑爽的逃税操作，让我这个业内人士“叹为观止”》），税务局并没有再主动对明星进行公开处罚。

郑爽案之后，全国多个省份开始要求个人股权转让必须先行清税，并通过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41号公告《关于权益性投资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公告》明确不允许股权投资进行核定征收，又堵上了一些漏洞。

然而，后面还是先后集中出现了薇娅追缴并处罚13.41亿、雪梨6555.31万元、二驴媳妇6200万，直到今天邓伦的1.06亿元等重大案件。

3月15日邓伦案件被曝当天，某品牌刚刚发布邓伦代言的广告，随后火速解约。

这些案件逃避税的手法都是常见的通过核定征收避税，以前写过就不多解释了，我想探讨的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

这些人这么多钱税务机关之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还有多少这样逃避税的有钱人未被发现？

当然，我并不是为这些被处罚者喊冤。作为一个社会契约论的支持者，肯定觉得有钱人有义务多缴税，但是作为一个税务工作者，觉得税收处罚应该是个有体系、有规程的制度性工作，而不是隔墙扔砖头式的突击执法。

我国税收征管体系的核心是以票控税，这是以增值税为主要税种时的征管方式，核心逻辑是增值税链条抵扣，对应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征管水平和信息获取能力。

然而，在这种体系下企业所得税只要有票就能冲减成本，所以各种买卖发票、个人代开、变工资为报销额度、劳务派遣开票等等手段层出不穷，核心就是弄到发票入账。

再加上我国企业所得税对个人消费的扣除规定十分宽松，所以传统制造业的企业主几乎所有花销都可以拿票入账抵扣，一元钱工资之类的事情屡见不鲜，其手下的高级打工仔主要收入可能也是报销额度，每年可以报多少票比工资是多少更重要，他们对个税的逃避税并不在意。

但是影视业和网络直播这些文化产业头部聚集效应太强，是典型的赢家通吃。行业绝大多数收入聚集在极少数头部从业者身上，其获得的收入根本不可能被日常开销发票所覆盖，只能利用核定征收的个人独资企业这种低所得税税负的形式开出足够的发票来平账。最终，税务局对其个人独资企业生产经营所得进行否定时，将该收入变为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类的个税综合所得时产生了大量税收。

这一切都是在增值税为主体税种逻辑下的征管方式，这套以票控税征管方式本质上有三个问题无法解决：

一是只重视增值税链条的合法性，通过各种所得税避税形式甚至其他一些非法手段方式获得的普通发票，比如通过各种小广告来买票，都无法从所得税抵扣中剔除出来。

二是对于不开具发票的经营行为无能为力，特别是面向最终消费者，全链条不开具发票的简单加工产品，例如食品、服装等行业很容易失去监管。

三是增值税这种间接税制本身的税负累退性。

假设增值税税率13%，所有消费都要缴纳增值税：

一个人月收入一千的全部收入都去购买生活必需品没有储蓄，那么他负担的增值税占收入比是13%；一个人月收入一万的每月消费五千储蓄投资五千，他负担的增值税占收入比是6.5%；一个人月收入十万的每个月消费2万，储蓄投资8万，他负担的增值税占收入比是2.6%。

从上面的说明可以看出，虽然增值税对每个人的绝对税率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增值税是按照消费金额而不是收入金额纳税，其固定税率导致收入越低，消费占收入比例越高，所负担的增值税就越高。

增值税这种绝对比例公平、相对比例累退的特性，导致发明它的法国并没有选择这种税制，而我国以增值税为第一大税种的情况也导致低收入者的实际税负远高于高收入者，严重违反了税收对收入进行二次调节的功能。

我国政府也有解决这方面问题的举措，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2021年4月7日在发布会上表示：“从税制结构看，要持续优化。在保持现阶段税制基本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积极推进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改革，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等。全面完成税收立法任务，以法律形式巩固税制改革成果。”

特别是随着这三十年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现金交易微乎其微，整个外部交易环境都已经不是必须靠发票才能监控交易的时代了。与此同时，目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税收体系基本都走上了以所得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