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产：

有钱人肯定是有更多的钱，相对于固定资产我国家庭金融资产更不平均，前10%的家庭占有全部资产的58.3%，后面90%的人只占有41.7%，10%的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是之后90%家庭的1.4倍。

负债：

“富裕家庭的负债参与率更高，且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低资产家庭对民间借贷的依赖度相对较高。按家庭总资产排序，资产最高20%家庭的负债参与率最高，为63.3%，且负债中97.1%为银行贷款。资产最低20%家庭的负债参与率最低，为38.6%。资产最低20%家庭的负债来源中，89.4%来源于银行贷款，远低于其他家庭；9.0%来自于民间借贷，远高于其他家庭。这主要是因为低资产家庭往往收入较低，或者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从银行渠道获得贷款相对困难，因而对民间借贷的依赖度相对较高。”

和我们的认知一样，越是资产高的家庭越敢于加杠杆，同时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从而资金成本比较低；越是资产低的家庭越不敢借贷，同时更难获得资金成本比较低的银行贷款。但同时反逻辑的是，如果发生大通胀，看似“洗劫”有钱人财富，但有钱人更可能通过对银行的负债转移财产损失，因为通胀后还银行的钱也大幅贬值了；而无负债的中下阶层的银行存款才是真正贬值了。

净资产：

我国前1%的家庭占有17.1%的净资产，前10%的家庭占有49%的净资产，基本上是一半，同时前1%的家庭净资产基本上等于后60%的家庭净资产（17.1%：18%），前10%的家庭净资产基本上等于后90%的家庭净资产（49%：51%）

最后再来说说如何运用税收手段来消除贫富分化。

消费本身有递减效应，例如月收入两千的人很可能是月光族，消费比例100%；月收入一万的人月消费五千元，消费比例50%；月收入十万的人月消费两万元，消费比例20%。从整体来看，收入越高消费占收入的比例就越低。在工业化发展初期通过抑制消费来积累原始财富是必须的，但是一旦工业化完成后，消费不足才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因素。目前全球大衰退已经是既成事实，甚至中央也认为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的国际形势不是很好，扩大内需才是跳出金融危机的根本方法，而缩小贫富分化是扩大内需的必然条件。

税收的作用中重要的一条就是防止贫富分化，这同时也是税收存在的理由之一。

一般来说，防止贫富分化的税收手段一方面是超额累进的所得税让赚钱多的人多缴税；另一方面是以房产税、遗产税为代表的财产税，让持有生产资料多的人多缴税并且打断代际继承。但是我国目前在两方面都迫切需要改进。

就超额累进的所得税而言，我国个人所得税虽然是超额累进的，由于没有配套的税收金融监控措施，导致长期沦落为公职人员的工资税。由于税务局并不能自动用企业个人的现金流与申报数据比对来发现偷逃税，而只有在发现偷逃税的情况下才能逐级申请去银行查阅现金流，导致现金流税收监管只是一种取证手段而不是发现疑点的工具。同时，税务局长期使用的以票控税手段，面对生活中大量不用发票交易的环节形同虚设，而满街小广告的虚开发票也导致大量收入不申报、个人生活消费在企业账务列支的现象，甚至以报销额度为工资奖励等逃税行为屡见不鲜。《税收征管法》的征求意见稿专门增加了一章涉税信息获取，要求对大额资金流动自动上报税务局比对，但是从2015年初征求意见起，年年都在人大审议，却一直没有下文。

另一方面，房地产税、遗产及赠与税等财产税虽然时有传闻，但是一直没有具体规定落地，导致目前我国持有大量财产的税收成本极低。甚至不动产信息的全国联网工作，目前可能也并没有实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提升房屋网签备案服务效能的意见》建房规〔2020〕4号“五、推进全国一张网建设”）。按照城市家庭户均1.5套房的调查数据，如果对首套房不征收房产税，依然可以对全部房产1/3征税，税基还是很广阔的。

总之，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鼓励勤劳致富，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的要求，但从这次的调查报告来看，我国的贫富差距程度可能已经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当，通过税收手段来降低贫富差距、扩大内需消费，可能已经刻不容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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