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西方学者需要重新认识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

观察者网：可我们看到，西方叙事总是将中国的崛起简化为一个技术或经济故事。您作为华裔，会如何建议西方观众和普通民众更好地理解中国，更全面地看待与中国交流？

杨荣文：这并不容易，因为目前的西方非常情绪化。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已经失去了历史感，变得意识形态化，无法实事求是地理解中国。

当许多西方记者来中国时，他们没有试图理解中国。中国很大、很复杂，你需要学会谦虚，会提问题，才能够理解。相反，当这些西方记者来中国以后，就待了一个月的时间，采访了一些人、参观了几座工厂，回去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完成一篇采访，然后就他们自诩是“中国问题专家”了，甚至想教中国领导人如何治理国家。

我读过那些人的报告，我说，这太神奇了。在英国有一句谚语：医生，请治愈你自己。如果治理中国像他们说的那么容易，为什么不先去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呢？既然你们更了解自己的国家，这应该容易得多。

政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西方记者已经习惯了长期占据话语主导地位。当他们访问新加坡、日本或中国时，他们总是在挑三拣四，这是不好的。因为当你对别国指指点点时，你就忽视了那些国家值得学习的地方。

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首先，要了解现实，接下来你才有发言权。理解中国的现实不仅意味着理解今天的中国，还意味着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理解中华文明是如何经久不衰的，为什么中国人比地球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具同质性？这是什么原因？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左）于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与徐光启（右）等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

因为中国创造了一种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模式，但西方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有时我们很难跳出西方的话语框架。所以当我去中国的大学时，他们谈论新自由主义、后自由主义等概念。我心里想，这些都是西方知识分子提出的范畴，他们并没有很好地解释中国。到最后，这个解释工作需要中国自己来做。

希望西方慢慢尊重这一点，中华文明是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有一个很好的例子，16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天主教的耶稣会和利玛窦，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先学习汉语、四书五经，他们必须了解中国文化和如何书写中文。

然后，他们需要与学者和官员交谈，接下来才能说，好吧，我就是这样说服中国的知识分子相信我们的宗教。首先，我理解你们、尊重你们，使用你们的哲学范畴。基督教中的上帝一词是用拉丁文书写，中文里没有直接的翻译，所以当西方传教士来中国时，他们不知道如何把上帝翻译成中文。

利玛窦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说皇帝是天子，天子治理天下，但一切都在天之下。因此，如果你不顺应天命，就会爆发革命。利玛窦提出，上帝应该被翻译成天主，这就是利玛窦对上帝的中文翻译。直到今天，天主教一词仍然被使用。所以这个翻译体现了尊重和理解。

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希望新一代的西方学者能够花时间重新认识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以帮助处理西方与中国的关系。

观察者网：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因为我是外语系毕业的，我知道，想要了解世界，尤其是你自己国家之外的世界，仅仅掌握一门语言或多种语言是不够的。我知道您是太极功的忠实粉丝。我想问您，在西方文学或文化中是否有与太极相提并论的东西？因为有时翻译非常困难，无法找到目标语言和文化的对应物。

杨荣文：事实上，这并不容易。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生根发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辩证法与道家的阴阳哲学有很强的相似性。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无论是太极或者一个人的健康或社会状况，一切都是关联的。你不会开一粒药丸来治愈一个人，而是需要调整平衡。万事万物都是关于调整平衡。

比如在家庭中，在人体中，在一个社会中，都需要调节平衡。当你维持了平衡的时候，就会保持健康的身体。当你失去平衡时就会生病。这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是非常深刻的，是我们祖先的宝贵遗产。

比如我今天喉咙痛，我就不会吃辛辣的食物，而是喝粥，多吃更清淡的东西。我知道我身体很虚弱，所以我要多吃点肉。我们从小就教育孩子把食物当作药物，时刻调整。今天很冷，所以多穿一点，或者吃这个食物，不要吃那个食物。

如果你不了解阴阳哲学，不了解易经，你就无法理解中国文明。在国画中也有虚实的平衡，在书法、中国功夫等等也有关于平衡的哲学，它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这不同于西方社会，希腊哲学中很少提及类似的概念。西方的思维更加笛卡尔式，要么对、要么错，非黑即白。它是一条直线，不可能两者兼顾，不可能“是也不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式的思维更加量子化，它可以同时是两种状态，相互共存也没问题。

今天我们拜观音，明天我们可能改信道教，没关系。这些都是相互联系的，人们可以接受。但在西方，你要么是基督徒，要么就不是。你不可能同时是基督徒和佛教徒，这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