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政道”、“治道”都是治体理论的下位概念。理解了治体理论，就能明白中国之所以历经王朝更替而文明不衰，就在于作为载体的治体的系统性、适应性和连续性。如今，中国人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多维度性、多领域性，不是政体理论所能理解的，只能用“治体”理论去解释。并非偶然的是，“国家治理体系”也可以简称为“治体”，因此“国家治理体系”也可以看作是对治体理论、治体思维的一种内在传承。

在讲究历史连续性的文明基体论中，当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一种延续和继承，同时也增添了现代性变量。当代中国政治学的使命之一就是对当代中国是如何来的、如何组织起来的，作出概念化解释。政治思想自古有之，但作为学科、科学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是在研究欧洲国家建设问题上诞生的，不同的国家建设历程研究，产生了不同的社会科学理论。有研究发现，英国—美国的国家建设力量主要是商业集团，为此而证成的学说便是捍卫个人权利的自然权利或社会契约说，进而形成了社会科学理论脉络上的社会中心主义，其关键词包括但不限于理性人假设、社会契约说、自然权利、个人主义、宪政主义，其核心假设是“理性人”。与英国相比，德国作为现代国家形成较晚，商业力量脆弱，以军国主义为基础的官僚制把国家组织起来，从而产生了社会科学脉络上的国家中心主义，关键词是官僚制、国家主义、国家理由等。在中国，晚清以后遭遇总体性社会危机，国家四分五裂，社会呈现一盘散沙的局面，谁来将这样的“国家”组织起来？商业力量固然靠不住，官僚机器也随国家分裂而衰败了，国家亟需新的组织——政党。带有旧军阀政治遗产的国民党完不成孙中山“以党领军、以党建国”的设想，这个巨大使命最终由共产党完成了。这种完全不同的国家建设路线，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都不能给予解释，只能基于这个历史而形成与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相对应的政党中心主义。研究发现，虽然同谓“政党”，意涵完全不一样。西方政党只是竞争政权的政党，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把国家重新组织起来的建国党。研究还发现，虽然中国共产党、苏俄布尔什维克党、印度国大党都具有“使命型政党”的特征，但中国共产党具有民本思想的底色，而其余则主要是一个组织权力的机器，这种本体论性质的差别也决定了完全不同的命运，比如苏联解体和苏共的失败。正是政党政治的引入，当代中国政治层面的“国家性”既有了现代性特征，也是推动中华文明基因共同体的新力量。

中共一大会址

政党中心主义的发现至少有以下意义：第一，在比较政治发展的视野上回答了党的领导权问题，从而将党的领导权这个重大的政治命题社会科学化。第二，验证了复杂性理论的假说，即质的多样性，同样名称的事物具有本体论上的质性差别，也就是说，作为建国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但不同于作为利益集团性质的西方政党，就是同样被看作是建国的使命型政党，也存在着基于各自历史文明基因的差别。只有发现了这个差别，才能回答苏联共产党为什么失败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我们相信，这些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成果不是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所能比拟的，西方的中国政治研究从来未能进入主流比较政治学之列，更别说社会科学理论脉络。

与此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的国家性研究。具体而言，就是由文教传统所延续下来的中华文明基因共同体，在当代以什么样式体现出来？这其实是回答“中国模式”问题。很多经济学学者和社会学者干脆不承认有中国模式之说，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实行的政策和经济制度都是人类已有的经验，谈不上所谓模式。果真如此吗？很多国家，尤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实行了与中国相同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市场化—自由化程度甚至比中国更高，但是它们的治理绩效为什么难以比拟中国？大家都有的市场经济这个“新制度”肯定算不上中国模式。但是，中国的“变”寓于“不变”之中，“不变”的结构所吸纳的“变”的增量，就是中国模式。

不同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国政治学界大都承认中国模式之说，但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则有很大差异。代表性观点认为，中国模式是政治—经济—社会的混合体。从本质上说这样表述并不错，但既然称之为“模式”，必然是一个概念化的表述，应该既能概括近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也能最集中地体现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还能体现出中国的独特优势。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模式的一种合理化解释，就是“民主集中制政体”，这是相对于代议制民主的一种代表性政体。研究发现，作为权力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历经革命时期、新中国前30年、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时间性已经赋予其生命力。而且，这一政权组织形式能够完全适应不同的经济形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证明了民主集中制的高度包容性，在关键性的权力关系上都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央地关系上，政治上的单一制与经济上的分权并行不悖；在政治经济关系上，体现国家意志的“发展型国家”与市场经济齐头并进；在国家社会关系上，对社团组织的“分类管理”既有控制又有放开，在国家理论上被称为“国家统合主义”，其实体现了既有集中又有活力的国家社会关系。

把中国模式概括为民主集中制政体，或者视民主集中制政体为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一种将中国政治制度研究政治学理论化或社会科学化的路径，重新将民主集中制上升到政体理论的高度去与代议制民主政体进行比较，从而有助于将中国政治研究纳入比较政治学的主流之中，而不再是所谓的“特殊性”、“例外论”。要做到这一点，仅有对关键性理论的研究是不够，还必须有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政治学方法论和认识论，以便更好地检验既有理论的真伪，致力于发掘新理论。

三、“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历史政治学

扎根于中国大地的政治学研究成果，其实都是“以中国做中心”的结果。但是，中国政治学要取得更大的成就，要取得让世界同仁刮目相看的研究水平，政治学不但要做到本土化，还必须形成“以中国为方法”的研究路径和学派。“以中国为方法”至少有两个含义，不但以本土化的中国为中心，而且以中国为中心研究所产生的认识论、方法论知识还将成为一种“尺度”或者说“标准”。

“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本不是问题。但是，近几十年来的社会科学大有接受“西方中心主义”的现象，因此才不得不重提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学派形成于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那一时期的《矛盾论》、《实践论》代表着中国人哲学观的系统化，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化；《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述了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和政权的问题，代表着中国政治学的国体观和政体观的成熟；《论持久战》代表了中国人的大战略观，指明了中国如何走向最终胜利。这些论著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成熟”，为迅速夺取政权奠定了战略理论基础。而这些体现在哲学、政治学和军事战略学上的政治成熟，根源于毛泽东指出的“以中国做中心”的研究方法和认识论。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毛泽东指出，“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美国学者柯文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在中国发现历史”，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强大对冲。无独有偶，日本著名中国研究专家沟口雄三则直接提出“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方法”不只是停留在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中心的发现本身就是一种尺度，因此包含“以中国为尺度”的意涵。也就是说，从美国到日本，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已经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遗憾的是，这种充满智慧的学术方法并没有在中国引起足够的重视。改革开放之后，因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滞后性，“一切以外国为中心”的现象并不鲜见。直到那种体现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被奉为“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走向困境，在西方国家自身内部和广大非西方国家出现严重政治危机，才为我们寻找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学提供了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