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那一天出现了这个东西，我们有专门的研究，土地私有化使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地农民不得不大规模移民美国，有的去种毒品，墨西哥20世纪90年代以来毒品经济泛滥，2018年换届选举中，墨西哥32个州中凡是提出禁毒的候选人基本都被干掉了。

因此，一部分人种毒品，几千万人移民美国，从而刺激美国民族主义，诱发美国国民性危机，导致极右政治势力的强力反弹。“国民性危机”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在其最后一本书《谁是美国人》中提出来的。

三是以民主化之名的自由化搞乱大中东地区和很多非洲国家，从而出现了大规模的难民，难民冲击了欧洲的社会秩序，并诱发了欧洲的极右政治势力及民族主义政治势力的出现，我们看到欧洲很多国家极右政党纷纷登上历史舞台。

在这个自由化的过程中，中国则意外地成了赢家。

中美洲移民从墨西哥爬上火车欲前往美墨边境（图片来源：IC photo）

全球化浪潮中的产业转移和资金自由流动给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以资源和活力，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全球的40%。1840年西方与非西方国家提供的工业制造品各占50%，1980年西方国家提供的工业制造品占90%，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只有10%，2010年非西方国家随着GDP的崛起已经达到40%，西方国家是60%。我相信，这个结构一定朝着更均衡化的方向演化，即非西方国家将占有更大的权重。

这个结构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世界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世界政治的一些新现象诸如极端宗教势力、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都是根源于这个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国人搞世界政治研究不能忘了“初心”，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政治理论。

1980年以前的世界政治，大家都认为西方还不错，福利政治，有它的优势，但有“两进一出”的背景。“两进”是什么呢？一个是战争掠夺，另一个是它的制造品全世界消费，财富滚滚而来，因此有条件搞福利政治。“出”就是工业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今天很多话好像很老派，但这是事实，社会矛盾急剧加剧，这个时候待不下去他可以走人，从而减缓国内阶级矛盾。

1920—1930年，意大利总共5000多万人口中移民了600万人，但还没有解决问题，产生了法西斯，这是可以靠“进—出”解决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今天我们要问，由于生产力对比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你的产品往哪儿去呢？因为市场被中国等新兴国家抢占了，人往哪儿跑？不但跑不出去了，而且大量难民——南美和非洲的人往西方国家去。

这个结构变化意味着全球治理体系随之重塑，并严重冲击了西方主宰世界三百年的世界秩序。这是今天看到的自由化，过去全球化对世界政治的影响。

中国是意外的大赢家，但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却不都是这样。因此我们在理论上做了反思，过去30年的制度变迁具有典型的非预期性，在以自由化为典型的全球化浪潮中，自由化的结果是多方面的，也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自由化让中国成为意外的大赢家，但给国家治理带来的结构性挑战也是空前的。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说，自由化的结果都具有非预期性和无比复杂性，必须对自由化浪潮做出理论反思，使人类变得更理性。

本文刊登于《世界政治研究》2019年第一辑，观察者网转载自公众号“人民大学政治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