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从政治心理上来说，希望所有的人都关心政治这是不现实的，也不一定是好事。那些有着民族使命感，国家使命感，政治责任感的群体，在任何国家都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只在意过好自己日子的芸芸众生。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年轻人都热衷于政治，对于政治稳定反而不一定是好事。这是一种比较研究的结论。

有人关心政治，有人不关心政治，这是一种正态分布，是非常正常的，不用过于担忧。我们人民大学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尤其是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我想北大、复旦、人大可能都是一样，天下大事本身就是他们的专业，所以他们关注的比其他专业更多。

不过我看我们在全校范围内做一些报告，比如说“中国政治变迁40年”，听众也有三、四百人，小会场换成大会场，最后整个大会场座都无虚席，可以说在整个学生群体中关注度也很高。

杨光斌教授在中原工学院以“中国政治变迁40年”为主题，为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政课（图片来源：网络）

观察者网：还有一些学生是非常热衷于政治话题的，但是他们从网络空间获取信息，导致很多认识和观点所基于的“论据”是被“历史发明家”虚构的，甚至是一些谣言；他们往往被网络上一些言论左右，看待问题很容易走极端，最终沦为“键盘侠”，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杨光斌：首先在网络时代，大众参与程度越来越高，他们从网络上获取知识的比例越来越大，这就意味着专家的作用越来越低。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网络发声的有很多来自市场化的平台，这些平台，无论是很多沙龙、学术报告是有强烈的某种价值导向的，这对年轻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种情况下也有很多好的现象出现，比如观察者网、比如共青团中央，他们都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鉴于这种情况，怎样发出自己的声音，引导青年学生获得应该获得的知识，这个问题主管部门确实应该认真研究和总结。

观察者网：习总书记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有用人才”。然而时下很多大学生会把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爱国分开来理解，在发表一些错误言论时每每宣称这是“爱国不爱党”，您觉得这样的思想有什么误区？

杨光斌：这就涉及到我们比较政治的研究成果，用总书记的话来说是“国际视野”的研究成果。只有拥有国际视野、了解具体国家的发展史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不同国家的成长有不同的路径：英国、美国主要是靠商人推动的，像德国、法国，还有日本这些国家主要是靠国家机器组织起来的。但是很多后发国家，商人集团的力量很微弱，国家机器瘫痪了，谁来组织国家就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因此广大后发国家有一个新型的组织者就是政党，是这些政党来把国家组织、建立起来的，比如说印度、很多非洲国家，还有就是我们中国。在这些政党中，把国家组织得最成功的的应该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就是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新中国的缔造者（图片来源：网络）

我们一般称之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在历史和世界范围比较，如果没有政党这个组织者就没有这类国家，最典型的就是苏联——苏联共产党没了，国家也就没了，分裂了。很多人都同意这样的判断：21世纪中国如果没有共产党，导致的后果就是中国的分裂。所以说看起来党是党、国是国，其实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党和国家是命运共同体，没有党就没有国家。

我提出了一个“政党中心主义”的概念，讲为什么是党，需要什么样的党能把国家组织起来。党和国家分开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理论，比如说美国，他们党的出现是在革命以后，是在宪法体制内出现的政治派别，而中国和很多国家是由党来建国，由党来立宪，因此不能简单地以英美的经验、体制、理论来看待中国。

换句话说，回到刚才的话题，如果中国变成党是党、国是国，变成自由主义宪政体制，那么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呢？不外乎又是一个大号的发展中国家，不会比他们更好。

观察者网：从去年持续到现在的中美“贸易战”一度让中国国内的舆论环境非常复杂。受此影响，一方面，一些学生对中国产生了质疑，觉得中国与美国差距那么大，和美国作对是自不量力，因此很反感对国家的“自信”；另一方面，一些学生又盲目自信，希望国家采取比较激进的措施，速战速决。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国际观和大局观？

杨光斌：中美贸易战是一个很好的节点，它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告诉国人很多道理。

其实中美贸易只是西方300年或者500年以来强权政治的一个表现而已，全球史研究表明，欧美人是嗜血、好战的民族，而中国人是相对而言比较文弱的。但是如果没有毛泽东领导的抗美援朝、以及后来在越南和美国两场战争的较量，中国人到现在还在怕美国，因为在过去100年的历史当中，如果一对一的较量，美国可以说是战无不胜，无论是对苏联还是对德国、对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