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的动荡

特朗普有意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采取经济保护主义政策。他表示，他可能会对中国商品征收更多关税，对两国的资本、技术和人员流动施加更多限制，并遏制中美人文交流。这些决定必然会导致中美之间出现更多摩擦。

拜登政府延长了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高额关税政策，但主要侧重于将中国排除在技术供应链之外，并未寻求中美经济领域的全面脱钩。然而，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特朗普可能会更加努力地推动更广泛的脱钩断链，大幅减少中国产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

面对这样的态势，中国一定会采取反制措施。这种针锋相对的情势可能会将酝酿己久的中美贸易战推向新的高峰，并驱使着其他国家也争先恐后地采取保护主义政策，继而对全球经济造成破坏性后果。

随着特朗普寻求贸易战升级，他的政府可能会加大对中国的军事压力。特朗普偏好对外霸凌和虚张声势的策略，例如在2017年朝鲜试射中程导弹后，他曾威胁要攻击朝鲜本土。特朗普提名的国务卿候选人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和国防部长提名人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都被认为是具有强烈“反共”意识的对华“鹰派”。如果参议院批准了他们的提名，他们大概会鼓励特朗普在与中国发生军事紧张局势时采取更具危险性的军事策略。由于好战的言辞和莽撞的行径，美国极有可能引发类似于“2022年佩洛西窜访台湾事件”这样的危机。如果特朗普或他的官员最终引发类似事件并导致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也就不足为奇了。

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几乎肯定会对中美官方沟通渠道产生“寒蝉效应”。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两国政府之间有90多个官方对话渠道。到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结束时，这些渠道已经荡然无存。特朗普仍有可能暂停拜登政府建立的近20个中美官方沟通渠道，并建立直接由其监督管理的新渠道。中国在与特朗普接触时将格外谨慎，因为特朗普在2017年11月结束访问后不久就开启贸易摩擦的往事仍历历在目——这突出了特朗普难以捉摸的施政风格。

除了两国政府龃龉不断，中美之间的敌意还可能上升至社会层面。民粹主义思潮在这两个国家都越来越强大，煽动了大国沙文主义的火焰。如果特朗普继续以经济措施威胁和针对中国，由此产生的中美间紧张政治局势将不可避免地鼓励各自人民之间的敌意。两国民众都习惯于将自己国内各种问题归因于大洋彼岸的对手。由于中美民间互信的“空洞化”，基于公共外交、文化外交和民间外交的两国良性沟通将举步维艰。

2017年11月8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

未来的中美关系会怎样走

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会加剧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特朗普试图利用经济和军事压力来限制中国。然而，在实践中，特朗普的执政风格与施政重点或许会使中国受益。

首先，特朗普对意识形态的斗争兴趣寥寥，他也不太可能热衷于干预中国内政。因此，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中美竞争将更多局限在经贸领域与战略规划，不会升级为直球对决般的意识形态冲突。

特朗普的政治孤立主义是其经济保护主义政策的对应物，这种政策取向的思潮将减少美国对传统盟友的战略性投资。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谴责美国的盟友“免费”利用美国的资源和权力，这些抱怨可能会促使包括西欧和东亚在内的美国传统盟友趋向站到中美两强中间，加剧其“不选边站队”的趋势。

以新加坡为例，2010年，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新加坡采取了“对冲战略”——它依靠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同时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包括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和其他东盟成员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纷纷效仿。

自2022年以来，俄乌冲突震撼了许多西方国家，迫使它们与美国更紧密地保持一致。然而，如果特朗普像他在竞选期间承诺的那样减少对乌军事援助，那么人们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将会减弱。为了支撑本国经济以便更好支持乌克兰，许多欧洲国家可能会更偏好采取“对冲战略”，这将为中国提供与美国传统盟友建立经济合作的新机会。

特朗普自诩为一个“和平缔造者”，声称自己能够“飞速解决俄乌冲突”，而中国也有意在和平解决区域争端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毕竟冲突延宕也不利于塑造一个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基于中俄之间的密切联系，中国可以借此发挥更多作用，适当与特朗普政府合作以找寻和平之路。

特朗普还将力求避免与中国发生公开冲突。台海问题一直是中美政治摩擦的根源，但中国和美国不太可能因此发生直接冲突。未来四年里，中国会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发展经济上面，而不是台湾统一的时间表。而就特朗普而言，他有着与华盛顿、林肯、小罗斯福相媲美、并尊为“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列的“野望”，因此他也会专注于国内政治、社会体制改革和恢复美国经济，不想卷入台海问题而顾此失彼，毕竟他为自己在第一个任期内没有发动过一场战争而感到非常自豪。

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新冷战”，因中美竞争与美苏竞争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经济、技术领域的竞争，后者是意识形态、治理模式的竞争。中国无意改变美国的政治、社会制度，也无意在全球范围内推销、推广、推行自己的制度。在数字时代，安全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进步。中美将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创新上展开较量，并在市场和高科技供应链上角力。两国不会寻求让其他国家转向它们钟爱的意识形态和治理体系。

美苏两国大力通过代理人战争以传播两国政治制度，以致于全球南方国家至今也深受这种历史缘由的影响。历史已经证明，大国之间的代理人战争几乎没有什么用处。中国没有兴趣改变另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特朗普对传播美国价值观也没有兴趣。

在大国竞争中，外交政策往往可能排在国内政策之后。尽管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政策无疑为中国改善与美国盟友的关系创造了机会，但国内改革议程将真正决定两个大国之间竞争的进程。目前，中方领导人和特朗普团队都更关心国内事务，对国内议程的处理也将是很大程度上决定中美之间实力差距的缩小与扩大的重要变量。

【本文编译自《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评论文章，文章略有删改，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思考。编译：刘怡德，转自微信公众号“民智国际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