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尝试采取排他性多边主义，试图在技术和人权等方面组建联盟与中国形成对抗或竞争，这在未来几年内必将成为中美关系紧张的根源。中国认为这是对其政治安全最严重的外部威胁，也是其民族复兴的最大障碍。

以美国为首的反华技术联盟是中国实现技术优势道路上的障碍，而类似的意识形态联盟将鼓励香港、台湾、西藏和新疆的分裂分子。两者都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无法做出让步。

为了对抗美国组建这种联盟的企图，北京已经开始加强其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就在中美高级外交官在阿拉斯加峰会上发生公开冲突的几周内，北京开始了广泛的外交活动：国防部长魏凤和访问了巴尔干地区；外交部长王毅访问了中东地区，还与伊朗签署了为期2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并承诺向伊朗提供4000亿美元的中国投资。

在国内，中国接待了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韩国的外交部长，并与俄罗斯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中俄声明一反传统，省去了通常会有的中俄合作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承诺。在未来几年，莫斯科可能会成为北京的重要合作伙伴，反对人权问题政治化，促进民主替代模式和非意识形态的多边主义。习近平还给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传话，表示愿意进一步巩固中朝关系。

中国决心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仍然希望能将中美紧张关系限制在经济领域，避免升级为军事冲突。然而，台湾海峡发生冲突的风险正在增加。中国政府最近制定的“十四五规划”重申了其对追求台海和平与繁荣的承诺。长期以来，这一政策防止了中美围绕台海发生战争的潜在风险。

白宫发言人：美国将在各个层面与中国接触 强调竞争避免冲突。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虽然中国至今没有放弃和平统一的原则，但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中国就可能不得不放弃和平统一的承诺。其他国家越是支持台湾独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越是要进行军事演习来威慑台湾。同时，中国希望与美国达成默契，即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是中美共同利益。

这并不是说中美合作是不可能的。中国已表示愿意在改革全球治理制度、帮助全球经济复苏，以及与美国合作应对跨国挑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已经与美国总统气候变化事务特使约翰·克里会面。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不反对拜登政府重新启动2015年伊朗核协议；美国和中国的外交官已开始讨论双方相互承认新冠疫苗接种的方案，以便于海外旅行。同时，中国对在2020年签署的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的基础上谈判持开放态度。一些美国官员，如农业部长汤·维尔萨克也指出中国已兑现了协议承诺。

中美双方最好还是把竞争看成是一场赛跑，而不是一场拳击比赛：双方都希望领先，但都无意毁灭或永久性改变对方。2019年，库尔特·坎贝尔（拜登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最高级别官员）和杰克·沙利文（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也这样认为。

他们写道：“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基本错误是假定它能给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和外交政策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一个较为现实的目标是寻求在有利于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条件下，建立一个明确的、共存的稳定状态。”

这一观点与王毅的讲话相差不大，即中美双方应在“既提升自我，又照亮对方，而不是相互攻击、零和博弈”的基础上进行“良性竞争”。如果中美都不打算征服对方，他们的竞争虽然仍将是激烈的，但会比20世纪的美苏大国竞争温和。

新战场

这种竞争在实践中将如何进行？首先，它将在新的战场上展开，特别是数字空间。随着人们越来越依赖数字空间，网络安全将变得比领土安全更重要。数字经济在大国GDP中的份额已经在迅速增长，成为国家财富的重要来源。争夺5G和6G领导权的竞赛将日益形成，就目前而言，中国似乎处于领先地位。

截至2021年2月，包括技术巨头华为在内的中国公司占获批5G专利的38%，而美国公司则占17%左右。在其他领域，美国的数字平台仍然领先于中国的同行，就市值而言，美国的数字平台约占全球数字经济的68%，中国公司仅占22%。

同时，国际合作将越来越多地采取特定问题联盟的形式，而不是真正的国际（甚至区域）机构。有时，中美可能加入一些相同的俱乐部：例如，当涉及网络武器的不扩散和某些类型的人工智能工具时。

从长远来看，这些数字超级大国甚至可以在引入和执行一些国际税收法规方面有共同的利益，以保护自己的公司不被其他国家过度征税。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和美国将建立敌对的俱乐部，其他国家将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加入哪个俱乐部，这取决于哪种安排最符合其国家利益。大多数政府将欢迎这一趋势，他们已经采取对冲策略，避免在两个大国之间选边站。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外交政策

当然，以俱乐部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会带来复杂性：一个国家如果分别加入了一些由美国领导的联盟和一些由中国领导的联盟，那么对中美来说它都不会是一个太值得信赖的伙伴。同一联盟的成员可能会相互惩罚，因为他们在加入同一联盟的同时也可能加入了不同联盟，并因此需要采取其他联盟所规定的行为，这种同一联盟内成员间相互惩罚可能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例如，澳大利亚和中国都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成员，但最近关于人权的争议导致澳大利亚取消了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协议，而中国的反应是暂停了两国之间的经济对话。

同样，东欧国家经常对中国外交官说，他们的欧盟成员国身份迫使他们在政治问题上与中国站在对立面。然而，这些国家却冒着违反欧盟法规的风险，与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方面进行合作，理由是它们参加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

这种冲突可能会加剧政治不稳定，并加速未来十年的反全球化趋势，但这比分裂的强硬地缘政治集团更可取。对单个国家来说，只要它仍然同时是两边俱乐部的成员，那么只与一方结盟就不符合其利益。这种两极格局会造成一些紧张，但总的来说，它比全面的、冷战式的竞争要安全得多。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外交政策刚刚开始形成。中国政府遵循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总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和国外情况调整政策。未来也不例外。然而，这些调整的背景将是一个彻底改变的全球格局，在这个格局中，美国的单边决定及其领导的各种联盟和特定问题联盟将不再像以前那样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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