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力量划分或为创新国、商用国、使用国

网络技术使意识形态失去魅力。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人类进入了前辈向晚辈学习的社会(pre-figurative society)。网络学习的便利条件使年轻人可以不求教于前辈，而老年人则因神经老化，大脑获取和处理图像的速度缓慢，在使用网络时有较大困难，而不得不求教于年轻人。这种现象使前辈对后辈的权威下降。

与此同时，网络学习提高了年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于是他们不但难以认同老一辈的意识形态，甚至对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反感。2017年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二战前出生的人中，有70 %以上的人认为民主是生活中最重要的；而生于1980年代和其后的人中，只有不到1/3的人持这种看法。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做的调查的结果也非常相似。

网络技术使知识得到广泛传播，由此人们的科学理性得到了提高，从而对科学技术的信任超越了对强调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的信任。

欧洲国家不支持美国遏制华为的政策，首要原因是技术上的需求，同时也表明意识形态已不再是欧洲决策者判断国际伙伴和对手的第一原则。不仅欧洲国家的对外决策淡化了意识形态的倾向，2017年以来印度和日本也在淡化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印度政府不但不参与遏制华为的5G技术，而且还将美日印澳战略对话(Quad)的级别从副部级降到正局级。安倍于2006年首次当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过建立“价值观同盟”，但2018年以来，他不再提这个概念了，甚至将“印太战略”解释为经济合作而不是军事合作。

西方国家在5G问题上的立场分歧，有可能意味着政治意义的“西方国家”这一概念已不太适用于分析现行的国际政治。冷战结束后，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国际战略合作结束了，标志是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从此“东方国家”这个概念就不再被用于分析国际政治问题了。

如今，在民粹主义和反建制主义的冲击下，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似乎也要失去这种划分国际政治身份的作用。“西方国家”这个概念不仅无法用于解释在5G问题上的大国分野，对其他许多重大国际政治问题的分歧也都不适用。例如，在维护自由贸易原则和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中日欧对抗美国；在伊朗核问题和巴以问题上，中俄欧对抗美国。从目前趋势上看，不排除十年后，“西方国家”也不再是国家的政治身份了。

中美5G之争不过是国际规则之争在通信技术标准上的表现。今后，只要中国继续缩小与美国在技术上的差距，不同领域的技术标准之争就还会相继而来。技术优势比意识形态对大国战略关系的影响更大，这将有助于防止以意识形态之争为核心的冷战重新发生。

在数字经济时代，国际政治力量的划分有可能出现新的三个世界，即“技术创新国”“技术商业化国”和“技术使用国”。投入科技创新的资源多少与大国战略竞争的胜负正在形成正相关关系，而投入意识形态之争的资源多少则与后者有可能是负相关关系。

（文汇报改编自微信公众号“国关新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