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的突破性选举中，人们广泛认为工人阶层、蓝领选民，由于担忧去工业化、全球化以及“中国冲击”（China shock）的影响，从希拉里·克林顿领导的民主党阵营那里转向了唐纳德·特朗普。这一发现塑造了拜登阵营的关于经济政治的整个理论。在这次大选中，这一策略将被重新检视。

然而，当时以及此后较少被注意的是，不仅仅2016年之后工人阶层选民倾向于支持特朗普；对于克林顿以及民主党人打击更大的则是，锈带（rust belt）州的工人阶层选民支持特朗普的比例甚至高于全国水平。换句话说，在这些地方的政治背景下，特朗普的竞选信息能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共鸣。地方层面的阶层对立或是有针对性的竞选活动可能造成了这样的效果。

并非所有倾向于支持特朗普的县都拥有大量的工人阶级选民群体，但在宾夕法尼亚州中部和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些关键县，这两个因素有所重合。这些地区不仅显示出工人阶级选民与特朗普选票之间的高度相关性，而且工人阶级选民的比例也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正是这些效应的合成与叠加，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性模式。这也是为什么拜登团队不仅关注总体的产业政策，还包括了“基于特定地区”的产业策略，从而以“现代供给侧经济”及“建设性的自由主义”之名帮助那些“落后社区”：

由Shawn Donnan, Alexandre Tanzi以及Elena Mejía领导的整个彭博社记者团队，正在探访这些摇摆州，希望以此能够发现在这些州中将会对大选起决定性影响的“基于特定地区”的动态。正如一篇报道指出：

“当深入到县级层面时，会发现摇摆州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居住在那些截至2022年底人均实际GDP（基于最新可用数据）尚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的县。在宾夕法尼亚州，40%的人口生活在符合这一描述的县。而在全美，这一比例接近20%。即使在增长较快的阳光地带摇摆州，情况也十分复杂。由于半导体工厂和人口增长的巨大投资，亚利桑那州享有较强的人均实际GDP增长。但通胀和飙升的住房成本严重影响了家庭预算，这与内华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情况类似。几乎没有哪个州比佐治亚州更受益于拜登政府推动的电动车和电池工厂的繁荣，但新居民的激增也稀释了其增长。”

“拜登经济学”承诺将输送更多产业就业，但是在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威斯康星，这些所谓的“蓝墙州”（Blue Wall States），“比起2019年疫情前的高峰水平，工厂中的就业人数至今尚未恢复。”

此外，生活成本正在飙升。正如一位来自北卡罗来纳的企业家所说的：

“人们并不将国内生产总值（GDP）加进油箱里。他们并不在杂货店里购买GDP。但是这些是经济活动中人们最焦虑的点,”Vitner说，“一个在北卡来罗纳格林斯伯勒县（Greensboro，NC）的电车工人与一个家具工人同样为高油价所困扰。”

像移民这样的全国性热点议题在地方层面有实际影响，被特别指出的俄亥俄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县（Springfield）便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由于快速经济增长，海地移民被吸引到这个社区。而这种情况反映了国家层面的趋势。

移民们被经济增长的社区所吸引，而他们将倾向于支持民主党。他们的出现冒犯了排外的和种族主义的选民，后者为共和党所吸引，且通常居住在发展缓慢甚至于衰落的社区之中，因缺乏新移民而加剧了相对的萧条。政治广告正是利用了这种恶性循环。正如彭博社报道的：

“截至上个月，共和党今年已花费了1.5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摇摆州电视市场中的反移民广告………近乎三分之二的资金来自于特朗普的团队以及两个支持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PAC，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这些群体在在移民问题上的广告支出超过了其他任何问题，几乎一半的支出集中在宾夕法尼亚州和佐治亚州。例如，在匹兹堡和费城，73%的总广告支出都集中在移民问题上。一则广告声称，‘拜登让这些人（指移民）进来之后，宾夕法尼亚正在付出代价。’”

除了种族主义，反移民宣传背后的经济逻辑也与住房相关。这种叙事认为移民流入会推高住房成本。这一点正好切中摇摆州的现实要害。正如彭博社团队评论道：

“比起乔·拜登将制造业和蓝领工人工作视为其经济计划的重点，哈里斯则将重心转移到降低住房成本以及增加住房所有权的机会。”

这确实反映了摇摆州所关切的现实情况：

“传统理解通常认为，要抓住这些摇摆选民的心智，关键在于承诺复兴制造业……然而如今，住房可负担性更可能在选民中间产生更有力的反响。彭博经济的计算显示，自2016年以来，在阳光地带州，例如亚利桑那、佐治亚、内华达和北卡来罗纳，中等住房的按揭支付成本差不多翻了一番，达到了收入中位数的三分之一或更多。在产业州，例如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中位数家庭将其收入的大约五分之一用于支付中等价位房屋的按揭贷款。自2016年以来，这些州的住房成本也近乎翻了一番。”

而在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等工业州，购房按揭的中位数家庭支出大约为其收入的五分之一。

这种分析是否否定了一种相对少量的人口将决定影响世界的选举结果的反常现象？并非如此。像这样的微观分析是否说明在这些关键选区的选民决策将会被更大的全球政治关切所驱动，而这些全球问题可能最终被白宫内的现任政府所决定？当然不是。

民主制度从来不会承诺或者实现这一点。它所实现的则是一种政治进程：至少在当前的选举时刻，竞选活动的重点是，基于研究、地方专家的意见和最佳猜测，向一小部分“普通美国人”传递信息，试图回应他们日常最紧迫的关切。

所有事情都被这些看似简单，但实际上难以捉摸的问题所推动着：这些人关心什么？哪些因素会使他们这样而非那样投票？或许有人希望看到更多辩论，希望能够通过与理性讨论改变别人的观点。但是这并不是游戏的玩法。问题是，我们应该按下哪个话语按钮。

当我们等待11月5日的选举，以及这之后的结果时，我们被强迫去关心这一问题，因为太多东西取决于此。这并不令人振奋。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让人感到十分丑陋。但是在宪法的华丽辞藻、权利和投票程序上的法律细节以外，正是这一问题——在其所有的紧迫性、开放性和任意性中——定义了现实中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