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徐开彬】

“某某整个学术生涯发表的C刊论文不超过5篇，居然入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了”。

“某某净发C刊扩展版，居然入围青年长江了”。

“某某总共才了发了几篇四大刊，也入围青年长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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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中国人文社科领域最高学术水平的“长江学者”评选，其入围名单最近在学术圈传开之后，笔者听到了本学科多位知名学者包括几位长江学者的吐槽。在知网一查他们提到的某些不合格的入围名单，果然如此，惊呆了。笔者回国近四年本已封笔不写评论，也实在忍不住要说几句。

由于在海外学习和工作时间较长，自然对国际上本学科的杰出学者评选较为熟悉。

以美国传播学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简称NCA）为例，其“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Scholar）在学术界的地位，类似于中国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它的评选，先由一定数量的往年选拔出来的“杰出学者”共同提名，在提名信中陈述被提名人的主要学术论著及学术贡献，然后由全体“杰出学者”投票，取票数最多的2-4位被提名人。被提名人无需做任何事，无需填表，更无需吹嘘自己的学术贡献。在这期间，无论是提名人，还是被提名人，都不会去找往年的“杰出学者”们游说，否则是很掉价的事。

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简称ICA）的Fellow评选，也是按照这种办法进行。这种选拔杰出学者的机制，做到了把学术界的事务，交给学术共同体。尽管如此，近来也有学者们抨击这一制度的问题，例如美国传播学会的很多会员认为，学术精英把持了杰出人才的评选，应把杰出人才的评选，交给学会的所有会员，由所有会员投票选举。

再反观中国的“长江学者”评选，真可谓问题多多，漏洞百出。

首先是推荐人选的问题。

由于“长江学者”的帽子与教育部学科评估挂钩，各大学为了政绩，往往大动干戈地要求每个学院都上报候选人，找不到合适候选人的，院长和副院长们只有自己申报，所造成的后果是，以新闻传播学科为例，申报“长江学者”的人，绝大多数是各校的院长和副院长们。由于最终能入选的名额非常有限，使得他们把大量的时间白白浪费在了这上面。而且，候选人需填一堆教育部的表，要用好几千字大谈自己的“学术成就和贡献”，对学者而言这是件很尴尬的事，用几千字自吹自太难为情了。

其次是评审人员的问题。

“长江学者”的评委会构成缺乏透明度，学术共同体无从知晓是谁在评审候选人，只有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十几个人和有关系的极少数人清楚。最近笔者才了解到，至少有四位长江学者没有受邀参加评审（本学科的长江学者总共只有十几位）。其造成的后果是，评委会无需为评选结果对学术共同体负责；了解评委会名单的极少数人利用这份名单去公关，会极大地损害评选的公平性。

笔者也听到一些公关手段，比如有人到处去拜访评审人，如果自己不够辈份则让导师或领导去打招呼；有的评委主动告知候选人其评审材料在自己手上，表示自己会支持他，这样待候选人入选“长江学者”后，在将来的评审中可以为自己、其弟子或朋友获得回报。

第三个问题是评选标准不清。

“长江学者”设立的初衷，是选拔学术水平最高的代表性学者。而本轮“长江学者”的评选，弄成了学术、教学、服务的混合物，但均没有提出明确的标准，这使本已模糊的评选更加没有规则可循，造成了灰色评选，才弄出本文开头提到的学术界人士的吐槽。

据了解，申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候选人里，有不少人比入围的某些候选人学术更为优秀。某知名70后学者，发表过30来篇A刊四大刊论文，居然连入围青年长江学者的资格都没有获得。某海归学者，发表过十多篇英文SSCI论文（在国内的认定高于四大刊）和几篇国内四大刊，也没有入围青年长江。而那些才发表几篇A刊甚至基本没有发表过的人，却有好几个入围了，完全令人无语，“长江学者”的评选丧失了其应有的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