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强调的是，许多人谈财政问题、谈债务问题会讲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导致事权和财权不匹配引发问题。我认为这样想不够专业，或者只是看到表面化的原因。确实，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比22%，到1994年为解决中央财政能力不足的问题，提高到55%，而中央支出只有10%多，从表面看确实是如此，但在2000年前后配合所得税改革，建立起规范的转移支付之后，中央和地方的财力格局并没有像我们在初次分配时所看到的那样。

我们要看再分配的结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20.4万亿元，支出则突破26万亿元。如果我们先不考虑中央和地方怎么分税分权，全部给地方政府，20.4万亿也不足以支持支出。所以看来我们没有考虑到财政体制本身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分税制并不是地方政府债务的根本性原因，而是在于政府职能的持续扩展，在于不稳定的政府和市场关系，在于中央对地方多元目标的考核。

此外，应该说债务本身并非风险，问题是微观主体是要过日子的，是要遵循市场经济法则的。人家找你借钱，你一开始就讲清楚你的主体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一般的市场主体？避免发生权责不匹配问题，关键就在于债务的支出结构和效率、债务的期限结构、现金流是不是出现不匹配问题？还有专项债，本身实质是用专项的项目收益来偿还的一种债，但目前看来并不符合，实际已经成为一般债，这是债务如果说有风险的话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的隐性债务风险在上升，基于这样得分析，我们短期应对的其实一个是拉长周期，压降成本，长期就是改革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考核激励制度的问题。稳定宏观支付是重点，减税降费应该从追求数量和规模转到效率和效果。

第四轮辩论：总结陈词

徐高：我们不要用静态的思维，而要用动态的思维思考问题。我国财政的空间取决于财政的作为，当前财政空间收紧很大程度是财政作为的结果，是人为压缩债务的结果。所以，如果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经营城市模式得约束在收紧，是因为我们自绑手脚、自废武功，然后用这个结果去论证说我们就应该自废武功，我觉得这会使得我们的经济状况变得更糟。

我认为，要用市场的约束来抑制地方债的扩张。把政府融资平台视作普通的发债主体，这个思路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基建投资的特点是它的微观层面的投资回报率和融资成本匹配不上，这是基建项目本身性质决定的，所以要让两者匹配是不现实的。想引入民营资本来搞基础设施投资PPP也做不成，因为基建投资在微观层面不挣钱,所以不能够仅仅用市场的思维，比如说它就应该做一个普通的发展主体来发展，而应该看清楚它和土地财政的深度绑定。

当然，现在确实在过程中会有些不透明、不规范的地方，我觉得更好的出路是把地方债全部转成国债，成本更低，更加透明。但前提是中央财政要有担当。中央财政愿不愿意每年增加发债，这些年可能十几万亿，未来可能几十万亿额度的债务来支持地方基建项目。如果中央财政没有这个担当，又把地方财政的这个路给堵了，我觉得中国经济将人为的滑向衰退，甚至萧条。因为地方债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反映我们对整个中国经济的思路。

中国经济要把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结合起来，单纯用市场经济的思维来思考中国经济运行，是读不懂中国经济自己的特点。有些地方可能有问题，但还有些地方其实相对西方是有优势的，比如西方没有中国这种土地公有制，没办法搞出经营城市这种商业模式。中国有这个法宝，能更加充分的发挥作用，让经济更加平稳的增长，让民众的福利能够进一步的快速提升，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如果没有读懂中国经济的现实，误读误判，采取错误措施，人为打掉法宝，中国经济肯定很难达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去年12月6日，政治局会议专门提出要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从中央的政策导向看，是希望发挥各级地方政府和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而这需要有效的支撑手段，过去我们有地方债融资平台经营城市的模式，让经济快速发展。现在我想更应该把这样的法宝优势发挥出来，不能因为一些错误的认知人为的把这个法宝打掉，这只怕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赵健：债务问题非常复杂，跟中国的货币信用、政治体制，大国优势等都联系在一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可能更多局限于我的整个调研看到的很多事情。我还是坚持滥发债务是“吸食鸦片”。可能过去体制年轻，中国有大量的要素功率、有大量的年轻人口，经得起这么一个透支，但去年中国的人口已经负增长，医保、社保面临非常大的困境，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警惕这么一种趋势。作为一个经济学人，我可能天生带有悲观体质，我希望中国永远发展下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主持人观点：中央政府要更积极介入

张明：我讲几点自己的看法。第一，讨论债务的时候，债务的规模不重要，债务的效率很重要。过去的效率和未来的效率是不一样的，不能做线性的外推。举个例子，地方政府搞产业园，如果符合它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方向，未来能有很多企业入驻，这是对的。但如果产业园是拍脑袋，资源禀赋也不具备发展方向，做产业园就是错。所以，我觉得未来举债的收益和成本的估算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可能未来每举一笔债务都需要一个更加详细的成本和收益的核算，哪怕这个收益更多是社会性的，但也需要有一个粗略的估算。

第二，谈到债务违约问题，我们总是习惯把资产和负债来比，其实债务通常是到期的，是现实的约束，而资产有流动性问题。我们有很多资产，但在短期内尤其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能把多少资产变现去偿还债务？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无论对于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来讲，这个资产的流动性问题，特别是在遭遇一些负面冲击的时候，是判断债务能不能持续的比较关键的问题。

第三，解决中国的债务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表面上看，地方政府债务的很大一块问题是财权事权不匹配。过去我们主要靠卖地来平衡这个缺口，现在房地产在调整，我们只能靠这个举债，但举债总有一天会有限度。所以要让这个模式调整，它需要很多变化。表面上需要财权事权更加匹配，可能地方要给更多的本地税种，然后中央要回收更多的支出责任，但我觉得更深层次的是怎么对这个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以及无论出什么事，政府都要最后担责的模式进行改变。

第四，无论解决当前债务的存量问题，还是避免类似问题产生，中央政府都要更加积极的介入，不能说全面审计之后解决地方债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不要我们来解决，这个非常难。解决存量债务问题，可能离不开债务置换和债务重组，地方政府很多债务是靠平台用市场化利率来举借的，他去应对收益率很低的，这种具有外部性的基础设施投资肯定是应对不了的。

所以，未来拉长久期、拉低成本，就要进行不同类型的债务置换，无论省级政府举债还是国债都是有必要的。同时，未来要避免类似债务症状的发生，恐怕进行更多大规模基建投资的时候要通过发行国债来进行融资，地方政府再通过一些体外的平台和国企以市场化利率去融资。如果能做到这两点，就能更好的解决存量和增量，但它都离不开中央政府的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