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工力量：在高文院士看来，中国发展人工智能，有数据、应用场景和理工科青年人才数量方面的优势，但大师级别的高端人才缺乏仍是短板。您认为，我们要发展人工智能的治理能力，IT工程师是能够依靠的力量吗？

熊节：我认为我们社会对科学技术的看法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的发展中，科学研究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如今已不再是完全依赖纯粹的理论或思辨性研究，更多是要基于工程的实践研究。

以欧洲的粒子对撞机实验室为例，他们发表一篇论文经常会有上千个作者，这不仅是因为研究的复杂性，也是因为需要众多工程人员的协作才能完成实验。不但产学研应当结合，而且科学研究本身已经离不开工程问题，大师的洞察力和思辨能力虽然重要，但已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研究的方式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全社会对此的认识还不够清晰，我们仍然存在一种观念，即科学研究是以思辨为主，而技术工程是实践为主，这种将科学与技术工作割裂开来的观念已经过时。

要讨论程序员或软件工程师是否构成新的工人阶级，我们应该首先认识到工程技术是科学前沿发展的必要条件。科学前沿的推进不再仅仅是实验室里少数人通过思辨来实现的，而是整个行业——包括制造芯片、编写平台、云计算、应用开发、数据分析和数据呈现等一大批工程师共同努力的结果。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的AI技术的发展可能已经落后，尽管在普林斯顿、MIT等高校中可能有在最前沿的算法和人工智能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大师，但如果缺乏真实的产业场景和工程人员，并不足以支撑整个人工智能学科的前沿发展。科学的前沿是通过整个工程、应用和市场大环境共同推进的，所有从业者都是推动科技前沿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能期望仅通过高校培养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或者菲尔茨奖的大师，就能大幅度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前沿。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科工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上的实践，对广大南方国家也有借鉴意义，因为各国的实际情况和产业场景都是丰富多样的，人才也是可以培养的。

熊节：是的，但广大亚非拉国家首先需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其次，需要尽快加入到这个快速发展的业态里面来，目前，很多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缺乏足够的技术能力，同时缺乏相应的思考，在没有技术能力，没有工程环境的情况下，他们甚至无法思考这个问题——思考了也没有用，没有实践支撑的话，可能连有意义的问题都找不到。所以中国必须要引领，把全球南方纳入到人工智能发展的进程里面来，让更多的国家的本土人才都能够参与，通过参与实践提升他们的能力，然后再回馈他们自己国家的发展。

科工力量：我提一个比较功利的问题，这么做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呢？

熊节：人类命运共同体看似理想主义，其实也非常现实。

从2015年11月的中央扶贫工作会议召开到今天过去，中国通过扶贫攻坚、开发农村和县域经济下沉市场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使更多人具备购买力，将更多地区市场纳入整体的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之中，从而扩大了经济规模。

同理，只有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实现了发展，并走上各自的现代化道路，才能扩大整个全球市场的规模，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必要的，只有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后，人们才会对更多的物质产品产生需求，从而形成真正的需求市场，中国的产品到当地，当地生产的产品也卖到中国，才会有人民币的国际循环，才能为中国企业提供拓展自身发展空间的机会。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个愿景，还代表了实现全球经济循环的具体途径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未来。

中国助力非洲农业现代化计划新华社

科工力量：所以我们才会从根子愿意推动技术普惠，那么在实践中还会有怎样的困难？

熊节：首先，我们有责任主动帮助南方国家对AI祛魅，推动技术普惠，我们承担着教育的责任。如今与过去反殖民斗争时期不同，当时的压迫是显性的，像法农这样的思想家，通过深入思考就能形成反殖民的理论，就能教育非洲人民进行斗争。当前，我们面临着AI武器化、数字鸿沟扩大以及人们对未知技术的天生恐惧等问题，在数字主权问题上，如果没有技术基础和工程能力，人们甚至无法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因此，中国有责任去发挥引领作用。

其次，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更具体、更实际的机制，要将中国、俄罗斯、沙特、印尼、新加坡等等国家的相关领域专家聚集在一起，例如在金砖+的体系下形成一个紧密合作的工作组，共同探讨数字主权问题。

金砖合作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发展中新网

需要研究的问题是非常具体也非常紧迫的：我们需要达成什么目标，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以及如何构建一个多边治理结构。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和政治问题。同时，还要积极开展合纵连横，团结法国、德国以及美国所有意识到数字霸权和反垄断重要性的专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建立一个开放、开源的平台，促进共同研究和讨论。这些问题已经迫在眉睫，需要我们立即着手探讨和解决。

历史上，开源软件社区对软件的民主化进程起了很大的作用，西方的很多技术专家和工程师在开源软件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现在我们应该看到，开源软件社区在面对数字主权问题时也表现出了一些局限性，例如他们有过度盲目依赖技术实现民主的倾向，对区块链、Solid等技术抱了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并且往往回避与政府的交互和协作。而且据我观察，很多西方的开源人士对中国存在很大误解，对中国的数字主权和数字“一带一路”抱持怀疑态度。

我认为，我国的学者和政策研究者应当就数字主权问题主动形成理论叙事，主动与全球开源社区展开辩论，在辩论中识别谁是我们的朋友，并找到协作共建的方式。

参考资料：

印尼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应考虑“全球南方”，https://www.medcom.id/cn/technology/read/2024/02/05/35565

联合国临时报告：为人类治理人工智能，https://www.un.org/zh/ai-advisory-body

中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http://vancouver.china-consulate.gov.cn/zt_0/zggcdd100nxszt/202311/t20231109_11176352.htm

中国为全球AI治理注入新动能，http://cn.chinadaily.com.cn/a/202404/12/WS6618c8a4a3109f7860dd925c.html

【海外智库观察238期】人工智能工具需适应“全球南方”对于可解释性的需求，https://hub.baai.ac.cn/view/37482

中法关于人工智能和全球治理的联合声明，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6%B3%95%E5%85%B3%E4%BA%8E%E4%BA%BA%E5%B7%A5%E6%99%BA%E8%83%BD%E5%92%8C%E5%85%A8%E7%90%83%E6%B2%BB%E7%90%86%E7%9A%84%E8%81%94%E5%90%88%E5%A3%B0%E6%98%8E/64398174?fr=ge_ala

Flanagan, A.J., AlSaeed, N. and Warren, S. (2020) A Roadmap for Cross-Border Data Flows: Future-Proofing Readiness and Cooperation in the New Data Economy, World Economic Forum. Available at: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A_Roadmap_for_Cross_Border_Data_Flows_2020.pdf (Accessed: 02 March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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